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

 每当我们试图去探究“启蒙”的意义——无论是狭义的“启蒙运动”还是广义的“启蒙思想”——都会再次面对其复杂性和丰富性，让人一言难尽，也无法穷尽。因为启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内在紧张的传统，其中既包含着许多明确的主张——比如“勇敢地、公开地使用理性”，同时也包含着对这些主张的怀疑与反思。因此，启蒙必定是一个“活的传统”，不断地生成新的阐释和理解。
对启蒙与“洞穴”不同的隐喻解说或许透露出这种认识上的转变。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的“洞穴寓言”为人所熟知，也常常被用来解释何为启蒙。按照一种积极乐观的理解，启蒙就是走出“蒙昧”的洞穴，走向“光明”（被“enlightened”），面对真实的世界，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自我立法”，构建理性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种解说中，启蒙是一个“弃暗投明”的过程。但近年来，有另一种解说相当流行：现代人自以为经过了启蒙之后进入了一个“光明世界”，但这是一个幻觉，实际上是进入了另一个洞穴。

 我们都知道，韦伯关于现代境遇中“诸神之争”的论题。但实际上，“诸神之争”并不是现代特有的，而是哲学的内在品质。苏格拉底就已经在面对“诸神之争”的问题了。但是在古典时代，“诸神之争”是一个哲人之间的秘密，哲人们或是通过“辩证”对话来回应这个问题，或是在永恒的探究中过着沉思的生活，这种自由的哲学思考不构成对“政治”的威胁，只要他们能守护这个秘密，城邦依然在习俗与律法的掌管之下，仍然可以维系安全稳定。

 让我们回到“洞穴”的问题。我想对这个隐喻提出另一种解说：无论是“弃暗投明”的阐释，还是陷入“人造洞穴”的阐释，这两个故事都毫无疑问地肯定了一个事实：启蒙是一次出走，从原生态的“自然洞穴”中出走的这个事件确实发生了。它会永久性地改变人们对于洞穴的理解。也就是说，无论是要继续追寻“科学的光芒”，还是要返回“自然洞穴”，或者先回到“自然洞穴”之后再去寻找真实的光明，“出走”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再能够像“出走”之前那样看待自己，看待我们的“洞穴性”。我们对“洞穴性”的自觉成为我们“洞穴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发现了这个哲学家之间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一个“泄密事件”。这是丰富而复杂的启蒙遗产中的一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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