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国宗教排外运动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后，一方面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一方面也积极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一时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势如洪水。随即引起了激烈的排外反弹。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宗教排外运动中，双方各有曲直。但对各种教案的处理过程中，帝国主义势力的趁火打劫、封建势力的借刀杀人和中央政府的昏庸无能为中国人民所痛恨。

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传教士积极地进行传教活动，扩大教会影响，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教会在中国创办诸多医疗机构并将西医、西药、近代医学制度和医学教育传入中国，且在中国各地开展慈幼事业。1876年到1879年的北方特大旱灾期间，基督教会积极参与救济。传教士在出版宗教书籍之外，也夹杂出版了一定数量的“西学”书籍。然而，列强的治外法权使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找回了，宗教改革之后在欧洲失落殆尽的诸多特权。教权凌驾于中国法权之上，由于特权的存在，传教士的行为毫无制约，强占土地、强行传教等恶行也不断上演。其中更混入了为数不少的间谍为侵华活动效力。这给后来发生的多起教案埋下了隐患。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先后出现三个教案频发期。

1861年青岩教案，法国传教士胡缚理购地建造大修院及印刷厂，遭民众抵制，贵州提督田兴恕和贵州巡抚何冠英联名发出秘密公函，传达驱逐政策并默许动武，田兴恕培养提拔的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制造流血事件。青岩教案是中国的第一个教案，震惊中外。事后，清政府在外国联合势力的压迫下，不得不妥协。除何冠英、赵国澍已故不予追究外，田兴恕发配新疆，赔偿白银一万二千两。

1870年天津教案，当时传染病肆虐，仁慈堂婴童病死后仅被草草掩埋而遭野狗刨挖。受谣言蛊惑，民间误以为传教士将婴儿挖眼剖心作为药用。法国领事丰大业拒绝民众入内检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消极处理引发丰大业首先开枪，暴怒民众殴杀烧死洋人20名，中国教民16名，手段残忍，中外震惊。多国公使一齐向清政府施压。直隶总督曾国藩经调查未找到残害婴童证据，后与继任李鸿章重刑结案，处死凶手十六人，举国哗然。不久后，曾国藩在忧虑中死去。清政府事后提出《传教章程》。

1886年第二次重庆教案，英美传教士购买土地建造教堂，当地绅民上书集款赎回未果。民众突袭拆毁其多处建筑，并捣毁教徒房屋。家住杨柳街的教徒罗元义，早已招有打手防备。打教群众前来拆房，反被杀毙11人，伤22人，引起全城民众极大愤怒。两天之内，巴县及大足、铜梁等地焚毁教民房屋250余家，重庆城内及附廓美、英、法教堂、洋房、医馆全毁。川东各属州县民情汹汹，民教双方皆聚众械斗。事态不断扩大。清廷急令严办，四川总督刘秉璋将罗元义等人处死，并规定今后修建教堂“不得格外华丽”，“以免骇人观瞻，致扰物议”。

1890年大足教案，法国天主教堂在经历两次被拆毁后重建。法国传教士强迫知县禁止“灵官庙会”的举行，但民众仍然自发前往，与教民起了冲突。后来带头的蒋赞臣和余栋臣组织起事，宣称“但戮洋人，非叛国家”，后被剿灭，清廷向法国赔款了结。

1897年巨野教案，德国传教士韩里、能方济夜遭不明身份团伙劫杀。德国以此为借口积极迅速占领胶州湾，并以停止洋债要挟因《马关条约》背负巨债的清政府。1898年3月6日，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条约内容包括租借胶澳（青岛）、修筑胶济铁路及开发沿线矿藏，和山东省事务共三端十款。

不断发生的教案和清政府摇摆不定的处理手段加剧了民众对教会的抵抗情绪，很快，更大规模的排外运动——义和团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