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眼看世界的人们

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封闭已久的大清国门，沉睡的东方雄狮在隆隆炮声中渐渐苏醒。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一些有志之士不再抱有天朝上国的幻想，而是睁眼正视世界的巨变，在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开始了解西方、学习西方。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和魏源。基于禁烟斗争的急迫需要，林则徐广泛搜集关于西方的国情、历法、货币、交通等多方资料。林则徐关注鸦片的产地种类和各国对禁烟运动的反应，主持翻译《世界地理大全》并改编为《四洲志》，按与中国距离远近重排次序，介绍世界各国。《四洲志》重点关注英、法、美三国的社会风情、政治制度、工艺制造、机械生产、对外贸易和外交关系等各方面情况。书中还附加了林则徐本人赞同的进步政治主张，开创了接受和学习西方的先河。

魏源深入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他认为，战争失败既要归咎于清廷战和不定，首鼠两端，也败在军工技术水平落后，无法与英国匹敌。在著作《圣武记》中他提出了重视人才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并第一次提出“以夷攻夷”、“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超前见识，后来又在著作《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简洁而完整地记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全过程，总结了失败教训。魏源还根据林则徐提供《四洲志》等资料编写《海国图志》，成书达88万字。《海国图志》不仅增补了《四洲志》的内容，还特别收录了主要敌人英国的诸多情况和西洋枪炮的技术资料，最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核心主张，影响深远。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让进步人士意识到了技术的重要性，也开始了对思想文化的反思。众多士人提出“变局论”。他们认为，“外患”逐渐成为社会最主要的问题，而同时也是历史性的机遇。王韬认为“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郑观应则主张摒弃数千年来的华夏中心主义，提及“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

考察列强所强迫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早期维新志士意识到主权受损的严重后果，明确了治外法权、关税自主和国际公法等事物的重要意义，并深知强权外交的本质，马建忠指出：“一国之权利所在，即与国之强弱攸关”。然而早期的思想家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虽然承认了西方政治与器物的优越之处，但仍然坚持认定传统文化价值的超然绝伦，甚至提出西学中源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补充说西方人“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陈炽也在《盛世危言》序中表示，“泰西之所长者政，中国之所长者教”。黄遵宪竟认为“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变局论”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除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探索，也有一些维新人士希望通过在经济找到一条出路。早期的经济主张多为重商主义，提出“通商富国”与“商战强国”，对内呼吁发展民族工业，与洋货竞争；对外希望收回海关主权，保护民族工业发展。马建忠关注对外贸易的逆差现状而提出改进思路：出口方面大力发展以丝茶为主的传统商品，并注重“讲求丝茶之本原”、“归并丝茶之商本”和“减轻丝茶之厘税”，增强优势商品的竞争力；进口方面力图仿造洋货而后开展本国生产。后来，清朝封建势力对洋务运动的诸多干扰使维新人士认识到护商富民的重要性。王韬提出“商富即国富”、“官办不如商办”、“利皆公之于民”等主张，而郭嵩焘强调“所以为富强者，民商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

早期进步人士同样关注西方政治文明，并提出仿效西洋建立本土议院的方案：利用乡官制度的基础，变通官僚机构和借助科举制度。然而对于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早期思想家多持否定态度，甚以其为西方文明的长远危害。不过早期进步人士非常关心民权，甚至较早地赞同女性解放。郭嵩焘指出：“西方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致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

早期思想家地探索给后来的仁人志士开启了面向世界和未来的窗户，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开始为民族的命运而不懈奋斗。1894年，年逾古稀的王韬为一个广东青年修改《上李傅相书》，安排发表在《万国公报》，并为其提供推荐信。这个广东青年名叫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