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

庚子事变给清廷的顽固派带来毁灭性打击，越来越多的清廷官员认识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有官员上奏“中国之制度……奉行日久，不能无弊”，“于是一切政令皆不能不变”；“愿自至以往，维新者当实事求是，守旧者毋至死不变，同心以谋富强”。在这样的情形下，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新政改革上谕。

清廷高层依然坚持中体西用思想，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纲常伦理决不可变，但也允许具体的统制政策因地制宜进行调整。在上谕中，清廷检讨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

清廷详细参考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

1901年4月21日，慈禧太后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陆续设立了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练兵处、财政处，精简原有六部，裁撤、归并旧衙门，“力除冗滥”；之后跟进施行吏治整顿，裁剪书吏、差役，叫停捐纳买官，裁革陋规并酌定公费，惩治腐败。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都指向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存在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向末路。1901年，清廷宣布不再考八股文，改考策论，还废除了武科。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作战，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战胜了老牌列强沙皇俄国，给中国朝野带来巨大震动。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端方等地方督抚奏请立即停止科举，广兴学堂，建立新学制，得到批准。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清末的教育改革催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深刻影响了之后中国的发展。

经济改革方面，清廷以积极发展近代工农商业，实现传统经济结构转型为目标，制定颁布了关于工商、矿务、铁路的诸多法规政策。镇压太平天国后，地方督抚逐渐掌握自主财权，而各省的铸币权也使得币值混乱。为统一收支，改善财政，清廷陆续开展财政清理和统一币制的工作。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划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但由于当时市面流通之旧币总值达十五亿以上，回收的财政费用已是政府难以承担，最终清廷需要于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国财团贷款一千万英镑，以推行有关币制改革。

惨痛的军事失败促使清廷开始了改革，自然改革军事、编练“新军”就成了清廷改革的重要内容。1901年9月11日，清廷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展开。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廷采取西法编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南洋自强军首先成型。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1901年，清廷宣布建立常备陆军，以一镇兵力1.2万计，预备编成36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清末新政还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1902年，清廷发布修订法律谕旨，修律大臣本着“刑法之当改重为清”的原则修改旧律，在制定新的律法时试图建立诸法分立的新体系。西方突出法律的政治理念和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发生了激烈冲突，新律修订工作不停反复。司法权与行政权相独立的改革也因为削弱了地方督抚大臣的权力而难竞全功。

晚清新政还试图推动建立社会新秩序。传统的保甲制度已经无法正常运转，近代警察制度从袁世凯统辖的直隶地区开始向全国推广。1902年，清廷发布劝戒缠足上谕。同年，清廷发布废除通婚禁令上谕。1906年，清廷又发布了禁烟上谕。1907年，废除旗人不事生产的特权，并授以田地，让他们自谋生计，除去宗室之外，满人和汉人在礼仪刑罚上被同等对待。

清末新政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但修修补补并不能挽救清政府这条行驶了268年暮气沉沉的破船，随着武昌的一声枪响，中国历史又将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