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政党与国会选举

中华民国成立后，同盟会的大多数人认为国内政治已转变为议会民主和政党政治，同盟会应改组为公开政党，与他党和平竞争。研究宪政多年的宋教仁，自从辞去内阁农林部长之职后，全力投入同盟会的会务工作中。历经多方协调，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党、共和实进党、全国联合进行会等各党、会取得了对于纲领政策，并于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合并组成中国国民党。

为了团结的现实需要，刚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政治纲领较为模糊，对三民主义精神等同盟会纲领有所弱化，提出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为政纲。国民党党务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负责。而孙中山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后相对远离政治，专注于其中国铁路建设之梦想。

此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是北洋军阀袁世凯，他不断地谋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大权力。宋教仁急于通过在国会选举取得胜利以制约北洋势力，因而过于在意扩大党员数量以增加选票，而不多考察党员过往地政治立场，以至于党内派系繁多，结构松散，纠纷不断。而宋教仁自身地威望也不足以充分约束各地方党部，这给国民党埋下了冲突纠纷的隐患。

著名革命宣传家章太炎则认为革命成功后即应当解散革命党，并与部分立宪派人士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3月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称为统一党，后为袁世凯收编；湖北军政府的部分人物组成民社党，经过发展合并，形成共和党，黎元洪担任理事长；立宪派团体组织成立民主党，奉梁启超为领袖。这三党都由立宪派领导，代表中间政治路线，后合并成为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汤化龙为理事。此时，袁世凯还没有暴露其专制独裁的本性，且因推动了清帝退位而声望卓著，统一党、民社党、民主党都选择与之合作，但掌握实权的北洋系统却在诸党之外。

《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选举人除年满21岁和选区内住满两年的通常限制外，需为小学以上毕业或相当资格，有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年直接纳税两元以上的男性国民。当时的猪肉大约合每公斤两角五分，因而选举人的限制显得比较严苛。随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中，登记选民超过四千万，占全国人口9.98%，是稍早的晚清咨议局选举时选民数量的二十倍，对于中国政治文化影响很大。

各党派极度重视选举，宋教仁呼吁：“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进步党精神领袖梁启超亦称：“欲造成一种可为模范之政党，以立政党政治之基础。”然而，政见之争完全被政党之争盖过，同时选举中也难以避免发生腐败舞弊行为。

1913年3月，选举产生结果：众议院596席，国民党269席位，三党合有154席；参议院274席，国民党123席，三党合69席，国民党以近半数但不过、领先他党较多的优势赢得选举，可以联合其他小党组阁。虽然在众议长选举中被袁世凯算计，众议长之职被立宪派汤化龙夺得，国民党全党上下仍然欢欣鼓舞。但这个阶段性的政治成果带来的喜悦，随即就被更大的危机和困境冲散了。

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宋教仁被武士英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宋教仁临终前说，：“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至死仍牵挂国家和政府的未来。但后事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