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

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鼓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科学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二次革命的孤掌难鸣深刻刺激了参与反清运动多年的陈独秀，让他认识到再中国单纯地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对中国青年提出六项倡议：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还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深信社会进化论，于是在1916年9月出版杂志第二卷第一期时，将杂志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并提出新青年应该秉持的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 除了自己发表文章，批判封建复古势力，陈独秀还积极发动、联合其他进步学者，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迁到北京后，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成为主要撰稿人。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主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

大学者胡适致力于抗争两千年的文言文传统，提倡写白话文和新诗。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论述了文学创作地“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以西方新方法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倡导和尝试新文化表现形式。他还研究哲学，在1919年2月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创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新文化运动由此有了新的内容，进入了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上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影响很大。

语言学家钱玄同在国语运动中贡献很大：他督促《新青年》改用白话文，使用横行书写方式排版刊印，推广白话文的使用。为了使白话文更加标准化，更易于掌握，钱玄同审定国音常用字、词，以白话文编写国语教科书，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文学家鲁迅则以小说为主要载体抨击旧礼法旧道德，一反古典文学传统，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语言学家刘半农提倡文章分段，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呼吁破坏旧韵，重造新韵。甚至还提出了汉字应当拼音化的理论。刘半农还开创了“她”字的代词用法，促进了语言学上的男女平权。

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聘请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到北大任教，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主阵地。

就这样，在诸多进步学者领袖的引领下，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为中国请来了德先生（民主democracy音译）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音译）。尽管新文化运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