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集团取得战争胜利。在一战中，中国派出三十万劳工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其中五万劳工死亡，付出了巨大牺牲。一战胜利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庆，把这次胜利看作公理战胜强权的象征。

1919年1月18日，解决一战善后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被排除在外。俄国因已在1917年与德单独媾和也被排除，意大利也因为在一战中贡献不大且国家实力不足而被排挤，巴黎和会实际被法、美、英三大强国操纵，实际决策机构为法、美、英、意、日各派两名代表组成的五国会议。

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出席的国际会议，北洋政府极为重视，派遣了以外交总长陆徵祥领衔，数位驻外公使组成的豪华代表团参会。代表团受命在和会上提出的主要条件有：（1）收回德奥在华租界及特权；（2）撤销《辛丑条约》赋予外国的在华驻兵权；（3）停付庚子赔款；（4）取消外国在华势力范围，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代表团主要目的在于借助外交撤销先前的诸多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在中国的特权。但由于代表团会前认为中日《民四条约》无法废除，没有重视山东问题的准备，这就给日本留下了侵占山东权益的隐患。

27日，日本先发制人，在五国会议上提出德国在华权益应当转交予日本。面对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中国代表团当然不能坐视不管。28日，驻美公使顾维钧做了长篇陈述：“该地自有历史以来为中国种族，操中国语言，奉中国宗教。以形势言，胶州为中国北部门户，即仅为国防问题，中国全权断不能听任他国于此重要地点有所争持。以文化言，山东为孔孟降生之地，即中国人民所视为神圣之地。以经济论，该省地狭而民庶，人烟稠密，竞存不易，设有他国侵入其间，不过鱼肉土著而已，亦不能为殖民地也。“（

顾维钧同时积极运用外交辞令与人格魅力打动各国代表。针对战时中日签订的诸条约，力争“因中国加入战团，情形变更，该项条约等均认为临时性质，须交大会决定”，顾维钧还表示，对德宣战之后，“既如是而消灭，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以中国的战胜国身份诉求合理的权益。

顾维钧的努力起到了作用。巴黎和会主席团要求中国代表团一周之内就此提交一份书面声明，附上中日之间自1914年至1918年所签署条约和协定的所有档案资料。但由于装有相关绝密文件原件的档案箱丢失（疑被日情报部门窃取），顾维钧在重新整理档案资料时颇费周折，特别是最终在中日之间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有所缺少。而日本反在《民四条约》和段祺瑞政府委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所办理的西原借款合同上大做文章。此消彼长，形势对中国代表团越发不利。

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量，另外四大国中，法、英、意早在日本签订战时秘密协议时，便支持日本获取山东利益，从而在东方牵制苏俄。醉心于建立国际联盟的理想主义者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此局面也无能为力。4月22日，由于意大利退席，美国担心日本退席会使得整个巴黎和会流产，改变了原先支持中国的立场。5月1日，英国外相贝尔福将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通告中方：德国将山东所有权益让于日本。面对列强勾结，对弱国赤裸裸的欺侮，顾维钧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最终中国代表团愤然退会，拒签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