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铁路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至京汉铁路大罢工时，形成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因为铁路系统实行垂直管理，铁路工人相对而言更富于组织性与纪律性，这也为共产党在其中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从1921年起，在中共及其下属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运作指导下，京汉路各大站陆续成立工会，会员总数一度达到一万三千人，超过全路工人总数的70%。工会的壮大，为后来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到筹备处宣布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禁止开会的电令。京汉铁路本为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动脉，无论在客运还是货运上的地位都无可替代，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直系军阀军费的重要来源，是他们的“钱袋子”。因而对于工人提高待遇的要求，当局无法接受，更不能容忍工会组织工人运动。时任总统的曹锟也认为“应该当机立断，严令禁止”。而吴佩孚因为一向宣称“保护劳工”，得到了工人代表的信任，然而这只是他的表象，工人代表对吴佩孚的认识不足为运动的后续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2月1日，“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参会队伍被军警包围，不能前进。警察局长黄殿辰率人闯入会场，干扰事务，毁去工会一切文件什物与各地工会所赠匾额。会后警局还封锁了代表所住宾馆。当晚，总工会决定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工人行动。4日中午，京汉铁路总罢工开始。京汉路变成了一条僵死的长蛇。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五项条件：（一）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要求吴、靳（云鹗）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二）要求路局赔偿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三）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将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之一切匾额礼物，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向总工会道歉。（四）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2月5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各工团发出通电，呼吁“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而京汉铁路总局局长赵继贤同日也发表文告，对工人威逼利诱。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复工。5日在郑州逮捕了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和姜海士、刘文松、王宗培、钱能贵等人，对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甚至严刑拷打，威迫他们开车复工。他们始终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不能开车”。高斌惨遭酷刑，不久牺牲。

当局将重点放在劝诱北段长辛店分会单独复工，分会代表严辞拒绝后 11人被逮捕。7日，数千长辛店工人至第14混成旅旅部示威，遭军队开枪镇压。中午，京汉路北段在军队监视下，恢复开行火车。同日5时，湖北督军萧耀南令张厚生率部三路包抄位于汉口的总工会，残酷镇压，工人伤亡惨重，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坚称：“头可断，工不可上”，被张厚生斩首示众。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捕遇害，临刑时疾呼：“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点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做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身中两弹后，仍高喊“劳工万岁！”壮烈牺牲。京汉中段郑州处，警备司令靳云鹗逮捕罢工骨干，剥去上衣绑在门外风雪中示众，也未能使之屈服。心有壮志，胸怀正义的罢工者们，用自己的坚持，抵抗着敌人的暴虐。

二七惨案以江岸、长辛店、郑州为主要发生地，京汉路其他各站已有镇压行动，直接遇害及事后冤死者共53人，受伤300余人，广大工人受到迫害。郑州党组织遭到破坏，工人在斗争中所得权益全部被剥夺，工会全部被关闭。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联合发出复工令，劝告工人暂时忍痛复工。大罢工运动至此宣告失败。

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也让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了斗争的残酷性，加快了与国民党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抗军阀的进程，大革命，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