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4日晚，在上杭县古田赖芳村一家名叫协成店的临街店铺里，一代伟人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毛泽东写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与当时的革命大环境紧密相连。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井冈山斗争初期，条件极为艰苦，粮食、药品、衣物短缺，红军力量薄弱且思想不统一，革命暂时进入低潮。在敌人的重重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下，悲观情绪在红军中蔓延，如战士们把武装带称作“牺牲带”。当谈论到革命前途时，他们也凄怆地说：“牺牲的时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部分干部们也私下议论起“红旗能打多久”、“井冈山要守到何时”等问题。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曾多次说道：“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重大的战略选择问题。

毛泽东对困难情况并不否认，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但对于革命前途，毛泽东毅然坚定着“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的信念，并精心谋划着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

1929年“古田会议”结束后，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质问“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毛泽东知道，林彪的这种悲观情绪有一定代表性。为了消除林彪、乃至全军的悲观情绪，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花了整整五天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果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地建设如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展开……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急忙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善意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判部分，把题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也再次展示了毛泽东的胸怀伟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尽百倍努力；只要有一丝光亮，就能燃起整个黎明。让我们再次重温一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澎湃力量吧：中国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