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危机

1935年，日本军部为进一步巩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攫取在华利益，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为方针，不断制造事件，试图将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策动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1月14日，日本借口宋哲元部侵犯了伪“满洲国”国境，要求其退入长城以内，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为避免更大冲突，与日本达成口头约定，并坚持不得有任何文字记录。但日本事后任意发挥，最后分离了察东地区。

步步进逼的日本没有收手，5月21日，日军以亲日人员被暗杀于天津日租界和遵化县特警队不剿灭孙永勤反日义勇队两事为借口，不顾《塘沽停战协定》，展开军事行动，骚扰河北政府机关；6月5日，日关东军派四名特务前往张家口地区偷绘地图，以为之后的军事活动做准备，路经张北县时，被赵登禹部士兵扣留询问。关东军特务被释放后却向上报告谎称遭到非法监禁，日方正好借题发挥给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几经争议后又一次退让，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答应第29军从察哈尔撤防。

7月6日，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又签订《何梅协定》。协定中，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包括罢免反日官员，撤出河北驻军，取缔反日机构，禁止一切反日活动等要求，而国民政府对此一一应允。10月，蒋介石得知，日本计划在11月前组织华北脱离中央并断绝经济财政关系，于是立刻中断“剿共”督师，北上太原会见发起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阎锡山，取得了“晋绥绝不为日方威逼利诱所能屈”的共识。

向山东平津各军政首脑说明华北防守方针后，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了秘密讨论，提议中苏实行军事结盟。喜峰口血战后，宋哲元在北方极有名望，日方考虑其曾有反蒋经历，试图将其策动为华北自治政权的领导人。11月9日，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涉及对华多方面主权侵犯，并限令宋于20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急发电报给蒋介石，电报中说：“哲元报国有心，救亡无计，只有竭尽全力，撑一天算一天而已”，然而南京政府也毫无对策，只能坐视日本为所欲为。

24日，土肥原贤二策动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要挟宋哲元。蒋介石派何应钦与宋哲元商谈对策。12月5日，何应钦传达拟由宋哲元领衔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决定。宋亦认为，成立表面上分离的政权组织是惟一能够让日方满意的方法，并在成立后公开表达中日亲善友好，东亚和平互助之意，忍辱负重。

国民政府将华北拱手相让令爱国青年忍无可忍。1935年12月9日，数千北平学生涌向街头。军警随即展开了镇压，但他们并不知道，更大的危机在等待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