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的金融危机

抗战胜利后，中华大地百废待兴，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希望能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尚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据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文件披露，国民党共接收敌伪资产价值6200亿元，这还是经过国民党官员层层贪污盗窃漏报的数字。为了防止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展，美国也给了蒋介石政府极大的经济支持，从抗战结束到1948年6月，美国共援助国民政府59.14亿美元。再有日本投降时，国民党政府本来就有9亿美元的外汇和600万两黄金。然而，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将这些资金投入到生产中，还仗着资金优势悍然发动内战，充当帝国主义的反共先锋。

伴随着内战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军费迅速扩张，造成极大的资金短缺。国统区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的金融开放政策和币制改革也相继失败，同时中共地下工作者、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在国统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积极斗争，最终国民党的经济彻底崩溃。

1946年初，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重掌财政经济大权。为应对严重通货膨胀，宋子文提出金融开放政策，凭借国库所有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以及接收的敌伪物资为物质基础，将法币汇率由固定不变改为自由浮动，同时开放黄金市场，以中央银行库存金银的买卖，回收过量发行的法币，稳定通货，平抑物价，以期最终达到经济恢复和重建的目的。

1946年3月4日，中央银行开放外汇市场，由于市场对未来的预期甚为悲观，加上一些有背景的资本家仗着权势张开血盆大口大肆抢购国民党的黄金资产，投机钻营，倒买倒卖黄金，黄金外汇买卖转变为保值投机手段。这些被上海市民称为“金牛党”的投机分子使得国民党的努力付之东流。货币虽在不断回笼，但却因新发货币的不断增加而再度出笼，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限制外汇供应，黄金市场随之更加动摇，最终导致市场一片混乱，所有物价均大幅上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对国民党政权的信任危机。

1947年2月16日，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禁止黄金买卖和国外币券在境内的流通，持有者必须按公布价兑换法币，严格管制物价，禁止投机垄断，粮、布、燃料采取定量配给，禁止罢工怠工。3月1日，失策的宋子文被蒋介石暗逼辞职，“金牛党”亦被处置。

然而，4月中旬，各地物价再度急剧上涨。国民党的财经政策被迫由相对自由回复为严格管制，并频繁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但在巨大军费干支的压力下，国民党只能加印钞票并导致通货膨胀愈加严重，法币已接近失去支付功能，近乎废纸。

1937年，100元法币能够买到一大一小两头牛，抗战胜利时已经大幅贬值但尚且还能买一条鱼，而到了第二年就只能买一个鸡蛋，到了1948年甚至就只能买4粒大米了。

1948年7月，蒋介石与新内阁讨论经济形势。8月20日，蒋介石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禁止金、银、外汇的流通、买卖和持有，存于国外的外汇资产移存中央银行，严格管制物价。

国民党企图以强力的社会动员应付全面危机，蒋经国作为经济督导专员赶赴上海，扬言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以希望获得上海市民支持。渴求安宁生活的普通市民起初积极响应，但资本家们持观望不定和消极抵制立场，民营工商业也因限价规定遭受重大亏损。对纸币极端不信任的民众趁着现价将货物抢购一空。蒋经国坚持高压措施应对并出动军警，但因查办孔令侃（孔祥熙之子）的扬子公司未果而严重丧失了公信力。10月31日，行政院通过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上放弃了限价政策，市场价格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竟暴涨近百倍，蒋经国在巨大的挫败中离开上海。11月11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金圆券贬值80%，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至1949年5月国民党撤守上海前夕，金圆券发行数达到最初限额的四万一千倍，一美元兑价超过八千万元。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归国库，估计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合计约5亿美元。的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背着代总统李宗仁，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