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任辉事件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六月二十四日，一艘悬挂着米字旗的商船缓缓向天津大沽码头驶来。当地官员上前查问，却惊讶得知：船上的洋人是来“告御状”的。而状告的对象，正是广州地方大员——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船上的洋人叫洪任辉，英国人，本名詹姆士·弗林特，他通晓汉语、了解中原文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的商务翻译。洪任辉此行信心满满，一定要告倒李永标，而结果却大出其所料，不仅给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还引发了清廷的巨大震动，导致一连串严重后果……史称“洪任辉事件”。

早在康熙年间，广州就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也是外国商船的聚集地。作为商业垄断资本和殖民机构的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八世纪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对华贸易总量占据中国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二。乾隆十九年，东印度公司已不满足现有业务，便指示洪任辉设法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洪任辉于是从澳门租用商船北上，前往宁波。当时的宁波也是清朝政府指定的通商口岸，但外国商船几乎没有来过此地贸易，洪任辉等人抵达后获大利而归。尝到甜头后，东印度公司便一直派船去宁波贸易。然而，广州口岸却因此受到了影响，前来贸易的商船比前减少了一大半，关税锐减。两广总督杨应琚（jū）见状，急忙向朝廷奏请禁止洋船往浙江贸易。乾隆皇帝出于对洋人的防范和自大心理，同意了杨应琚（jū）的请求，下旨关闭宁波等地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见新开辟的事业受到阻挠，心有不甘，策划指使洪任辉到乾隆帝的面前去告御状：通过状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贪污腐败、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影响广州通商贸易等事，从而达到开辟新贸易港的目的。洪任辉贿赂了5000两银子把“状纸”送给直隶总督方观承，方观承还专门写了一份奏折，强调洪任辉“若非实有屈抑，何敢列款读呈”，然后转呈乾隆皇帝御览。谁知，乾隆皇帝阅后，大为震怒，认为洪任辉一外商擅赴天津告状，有辱“天朝”的体面，而且还有人代他书写“状纸”，这种内外勾结的行为，不可不防。于是，一方面立即派人赴广州调查海关贪污舞弊，革去了海关监督李永标的职务，另一方面严惩洪任辉和代写呈词者：命令将洪任辉圈禁于澳门的前山寨，刑满后驱逐出中国，还将代写状文的刘亚扁斩首处决。事件最后，乾隆帝晓谕洋商：“内地物产富饶，岂需远洋些微不急之货。特以尔等自愿懋迁，柔远之仁，原所不禁。今尔不能安分奉法，向后即准他商贸易，尔亦不许前来”。（《清实录》）朝廷也下了一道明确的谕旨，规定嗣后广州为向洋商开放的唯一口岸。

洪任辉事件让大清帝国由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在世界海上贸易开始兴盛的时候，大清帝国却选择了闭关锁国。然而，英国资本主义的野心不会容忍资本扩张受限，他们变得更加阴险狡猾，开始利用鸦片进行掠夺（lüè），并在1840年悍然发动了侵略性的鸦片战争，最终把中国沦为本殖民地半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