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大论战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极大刺激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绪和救亡热情。救国的心别无二致，但救国的方法却大相径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坚持走改良道路，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在1905年至1907年间，改良派和革命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手段救国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

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大论战的焦点。改良派认为，革命会引起社会暴乱，还容易招来外国对华的虎视眈眈，使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中。所以，只有改良和立宪才能救国。很快，革命派也抛出自己的观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爱国必须革命。只有通过革命，中国才能真正获得民族独立，“免于瓜分之祸”。革命派认为，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若不进行革命，中国人民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而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所以，不能因为革命会流血就害怕革命。另外，革命所做的一切努力和牺牲，都将换来社会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孙中山认为，“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

这场大论战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改良派认为，中国的帝制已有几千年历史，应当结合中国国情，实行君主立宪，而不是依葫芦画瓢，照搬西方的共和制。革命派则认为，民主共和早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救国就不能束手束脚，只有推翻帝制，跳出牢笼，才能真正救国。

大论战的第三个问题是，要不要实行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自古以来，土地就是中国百姓的根与源，可以说，土地关乎着广大农民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改良派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进行社会革命可能会弄巧成拙，导致中国大动乱。然而，革命派却看到了当时中国存在的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并提出要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要让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管齐下，避免社会的贫富不均。

这场大论战最终以革命派的胜利、改良派的失败而告终。改良派是保守的一方，并将资本主义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皇帝身上；革命派是激进的一方，但也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尽管如此，革命派仍以高昂的革命精神，通过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助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