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近代商战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相对于传统国家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许多国家的经济在西方世界的侵蚀下一蹶不振，最终加剧政治危机。对此，谭嗣同评价道：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

 在中国，列强也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特权，加大经济掠夺，企图逼迫腐朽的清王朝就范。国难当头，一批有识之士率先觉醒，他们虽然出身立场各不相同，思想信念难以融合甚至针锋相对，但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努力追寻中国的再度富强，以赢回失落已久的国家尊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国家财政贫穷枯萎，外资扩张和洋货倾销日益严重，军工建设也因此难以开展。在中国近代早期思想家的启蒙和推动下，“通商富国”逐渐成为洋务派集团的重要共识，李鸿章等人决定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新式民用企业。

 当时，欧美的轮船公司运用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已将中国沙船挤出了市场，霸占了中国江海运输所带来的利润。由于中国需要依靠外国轮船运送漕粮来供给京畿重地的卫戍部队，航运上的竞争已经关系到了国家安全。1872年，李鸿章筹办轮船招商局，其幕僚盛宣怀认为：“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洋务派利用“官督商办”的优势，不仅保证了资本供应，还确保了招商局的国内投资者无法将股权转让给外国人，李鸿章甚至动用自身能量说服清廷授予招商局种种特权。在重商策略的强力支援下，招商局用了五年时间就战胜了竞争对手美国旗昌银行，最终收购其船队。

 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价格昂贵的进口煤炭却逐渐成为了军工建设的重大负担，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能源扼住了中国经济的咽喉，甚至准备在中国开办煤矿。洋务派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上下运作，开办了一批煤矿企业，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开平煤矿。由于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剥夺，进口煤炭只需要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但国产煤在国内从一个通商口岸装船到另一个通商口岸卸货，却必须缴纳出口税和复进口税，税款总和高达洋煤进口税的20倍，难以与之竞争，李鸿章努力促成国产煤减税十分之一，但也只能勉强维持。腐朽的清王朝“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许多新办企业正是在这种双重压迫下步履维艰，经费不足和效益亏损成为了许多企业不得不停办的最主要原因。

洋务派小心翼翼地攥紧官方背景所带来的优势，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顽强斡旋，屡败屡战。然而，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洋务运动未能使国家真正富强，轮船招商局也随李鸿章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发挥重要作用。1901年，一纸《辛丑条约》令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工商业遭到了致命打击，开平煤矿甚至被英国商人以极低价钱骗取侵吞。有识之士们彻底明白了必须首先解决政治问题，之后才有可能解决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