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案例文本：

在陕西省延安城东北4公里的延河西北岸桥儿沟，这里有一座双塔楼式、哥特式砖木建筑天主教堂。在这座建于1930-1934年间，地处延安腹地的普通教堂里，却发生了中共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38人，共计55人出席大会，是1928年中共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会议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全会由张闻天致开幕词，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12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富春为大会秘书长。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前，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后来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正是王稼祥。之所以成为党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之一，在于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王明一贯具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思想。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尤其是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抹煞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强调了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重要性，论述了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系统纠正了王明的错误思想路线。

同时，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中国六届六中全会的影响是深刻的、深远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指导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