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6年下半年起，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势如破竹。为响应北伐，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提前在南方诸省广泛发动农民运动。至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等17省，全国有20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组织，入会会员达915万多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很快使各地地主豪绅、封建宗族势力受到了严重冲击。农民运动很快遭到了其利益保护者兼既得者——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共同诋毁和大肆破坏。中共党内，总书记陈独秀等人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为确保国共合作对国民党右派不断妥协，加上陈独秀等人没有深入农村的经验，大大低估了农民运动，同时农民运动中存在着一些激进的手段和形式，使得中共党内对农民运动也多有责难。

    早在1925年2月初，毛泽东就奉中央的指示利用养病的机会从上海回到故乡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同年6月，毛泽东主持成立湖南农村第一个党支部——韶山党支部。长期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让毛泽东对农民运动有很深的理解和强烈情感，他不能同意党内一些同志对农民运动的偏见。为了回击和驳斥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中共湘南地区执行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戴述人（又名戴晓云，化名谭哨云）等的陪同下，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从1月4日到2月5日，32天里，毛泽东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在乡下和县城，毛泽东广泛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结束考察回到长沙后，先在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受到了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回到武昌后，毛泽东深感让社会各界了解农民运动真实情况的意义重大，连忙认真梳理资料，撰写报告，屡次修改之后最终于2月底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报告深刻地总结了湘南地区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及时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对策。毛泽东通过调查展示的湖南农村的事实，为农民运动正名，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他的结论是后者。他还具体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分析了农民运动的起因，现状和意义。毛泽东热烈赞颂大革命中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

    毛泽东的报告在党内外和共产国际都取得了强烈反响。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共产国际》先后刊载了毛泽东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谈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并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远见卓识推动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新的理论认识又被立即用到新的革命实践中去，被更多更新的革命实践所验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不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大革命最终失败。正是有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创立根据地，保留革命的“星星之火“；也最终能够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