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逃港到回归

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深圳的前身是宝安县，1979年改为深圳市，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在宝安蜕变为深圳的背后，是一段被称作“大逃港”的历史。

1949年10月19日，宝安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为了保留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决定暂不解放香港。地处珠江三角洲前沿的宝安，便成为连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桥梁。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很多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民谣便说： “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千万民众受困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一些在文革中收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如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也选择逃港。

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大量人民群众逃港给香港注入了经济活力，很多逃港者努力拼搏，在香港创建一番事业，助推了香港经济奇迹的诞生。但人民群众甚至一些党员干部纷纷逃港却破坏了内地的稳定并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77年11月11-20日，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当广东省委领导汇报一些边境地区的农民外逃出港问题十分突出时，邓小平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习仲勋明确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1980年8月26日，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广东省委的筹划下，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随着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地展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地经济飞速崛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内地成了商机无限的宝地。加之1997年香港回归，当年的逃港者在香港挣得了第一桶金后又纷纷回大陆来投资办企业，香港人开始北上内地置业生活，形成了一股新时期的“回归潮”。

从逃港到回归，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变的是人员流动方向，不变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