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历史性的转折点——遵义会议

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发出《剿匪计划大纲》，下令要在湘江以东“围剿”红军，这让刚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突围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的关键困境。

就在湘江两岸二十多里地的战场上，红军与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用血肉之躯顽强抵抗着飞机大炮的轰炸。经过轮番血战，中央红军部队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顺利地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红军突围以来最为壮烈和关键的一仗，尽管粉碎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图谋，却也付出了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代价：红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锐减到3万，而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6师18团和红五军34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也都在湘江之战后仅剩一半。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主张部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湘江战役惨败，引起了广大共产党干部的深思，甚至有些人产生了不小的不满情绪。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导着党的路线已有4年之久，给共产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尽管一些共产党员在早前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对此也提出过意见和建议，但都没有得到重视。这一次，他们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遇的挫折，是因为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而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的直接结果。为此，他们纷纷要求改换领导，重新调整军事路线。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柏辉章公馆举行，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做了总结报告，他认为这是个别政策上而非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主要将失败原因归于客观因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客观地分析了军事领导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及时作出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正副报告出来后，洛甫（张闻天）根据“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提纲作了“反报告”，直接指出博古报告的不正确性，并提出了“左”倾错误对于革命形势的估算失误问题。

接着，毛泽东进行了长篇发言，他集中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毛泽东的讲话一针见血，有理有据，生动而不失条理，赢得了在场绝大部分人的赞同。随后，王稼祥发言。他明确表示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随后的两天会议上,陈云、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及各军团负责人都从不同角度谈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纷纷表示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最后，遵义会议做出这样的决定：第一，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第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第五，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遵义会议是红军在四处碰壁、身处绝境时举行的，它的顺利召开和圆满落幕及早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延续，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会议。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