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延安观感

黄炎培，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等人隐约感到，战胜日本侵略者、结束了抗日战争之后，中国可能会面临国共重开内战的危险。全国人民和一切进步力量都不希望的、也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出于良心、责任和爱民的驱使，而为国事奔走，为促成国内“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促使国共恢复商谈，避免内战的发生，做一些工作。于是便有了相约去延安的打算。1945年6月2日，黄炎培与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王云五等六人联名致电延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大意是说：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我等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势，惟有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盼复。6月22日，延安方面复电：如果当局愿意，是乐于商谈的；欢迎黄炎培等到延安去。随后除了王云五因病受阻外，其他六位登上前往延安的飞机。7月1日，延安的中共领导人，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下，全部到机场迎接。

来延安之前，黄炎培对中共的情况已有所闻，通过在延安期间跟中共领导人的长谈，以及参观访问，对中共领袖人物，对中共的施政及延安的政治作风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了亲身感受。　　

黄炎培参访团一行，亲身感受到边区政府的民主氛围，看到了古老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延安访问归来后，黄炎培用半月时间写完并自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

给黄炎培带来不一样感受的首先是延安的自然风光，他记录到：一下飞机，首先看到的是左右两行山脉，高高下下的峭壁上凿着无数圆形而平底的窑洞，这都是百姓的家。城里有着和其他城市一样的市场商铺，忽然看到一个招牌“韬奋书店”，使人忆念到长眠地下的老同事老朋友邹韬奋先生，不由使人发出无限哀感。延安城靠着一条延水，河身宽阔但水流浅，只有在发大水时，水的流量和流速才会大的不得了。延安到处总是一条水，水边一条路，路的两边是百姓人家，水的两边都是高山，仿佛是一式的……

在延安接触到的人物更是让黄炎培深有感慨，他们一行六人在延安实际只有3天时间，每天有半天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人谈话，交谈时间加起来有10多个钟头。在毛泽东家里做客时，黄炎培注意到，“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不大连用他的衔名”。他还注意到街头的意见箱，对“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感到兴趣，予以赞扬。对中共治理延安的情况，黄炎培考察很细，实地了解公务员的各种配备。通过实地考察，他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强烈印象：边区政府对每一位干部、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关心和负责的。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他真诚地谈到了这一观感：“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在延安期间黄炎培还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深入且直接的谈话。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毛二人的对话后来被人们传为“窑洞对”。

返回重庆后，黄炎培等6人把中共方面关于国共商谈的意见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很坦白地据实报告”，完成了在国共之间传递信息的使命。

1945年前后，以各种身份从重庆赴延安的人有多批，他们中一些人也各自出版了延安纪行著作。不仅是黄炎培，更多来这里的社会人士也都对延安感触颇深，这也正是中共执政能力在人们心中的最好反映。

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对党外人士肺腑相告:“‘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作为参政党，一个重要的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习主席号召大家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情况。这些话时时令我们想起毛泽东当年与黄炎培所说，真可谓一以贯之，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