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以战养战”的方针，把其侵华的主要军事力量放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对各解放区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进行反复“扫荡”和分割“蚕食”。在日本帝国主义“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影响下，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军事摩擦。1939年至1942年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1940年年底，国民党全部停发了给八路军的抗日军饷，并部署精英部队对我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对于陕甘宁边区来说，1941年和1942年遭遇了空前的经济危机，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指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党和边区政府根据对实际情况的清醒认识，采取各种办法发动党政军民学，下决心自己动手，通过发展自给经济解决了革命的大问题。

为了积极推动各解放区改变严重困难局面，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对党的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中提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首次提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1945年3月14日，郑位三给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发来电报，反映鄂豫皖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同年4月2日，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又给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发来电报，反映革命斗争中的诸多危机。郑位三，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李先念，湖北黄安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和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少敏，山东寿光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副书记。针对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困难，他们两次给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发电报，请求帮助。毛泽东于1945年4月9日给他们回电时指出，从当时中共中央的经济情况分析，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困难；他指出，陕甘宁边区在1940年、1941年、1942年，整整三年异常困难，但通过党政军民学的集体努力，开展大生产运动，成功克服困难，到1943年粮食基本达到自给。1944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建设展览会开幕，展览分军事、经济建设、民政司法和文教卫生等四个部分。其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开荒100万亩，产量200万担，植棉30万亩，纺纱160万斤，织布11.45万匹，产纸1.5万令，反映边区的生活已基本实现了“丰衣足食”；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五台、太行两区的困难也很大，但通过一年的大生产运动，情况已大有好转。1945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中指出，“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一九四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其结果‘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钱，一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毛泽东针对来电所提出的问题，从四个方面作了具体回复：(一)派兵困难，不要依靠；(二)他们将兵力重点转移到西路是正确的，只是需要自己调剂兵力部署；(三)组织可以酌派财经、民运干部；(四)明确他们除粮食外，其他费用应由依靠税收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自给，放手各区自己生产解决，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办法。希望他们当年就应该展开大生产运动，并在财政会上切实讨论，口号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口号,并希望在此口号的号召下，各根据地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并酌增公粮，一定可以保证粮食供给；同时，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关于扩兵，要在新发展区域去扩，依照哪里人民的可能负担条件，酌量扩大部队。关于群众工作不好，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要求领导同志要把握好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采取将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相结合工作原则，并要清楚认识到人民群众是部队的来源，是创造粮食的主体，也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最终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