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社会均衡理论的应用之“鹿晗关晓彤”事件分析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2015级李俊泽

 2017年10月8日上午，明星鹿晗发微博公布与关晓彤恋情，凭借两人网络影响力吸引了大流量关注，随即导致微博宕机，微博客户端再次出现无法正常刷新、评论、多页面无法正常显示等问题，一时间微博瘫痪，舆论持续发酵，话题热度几天过去仍然居高不下。其实，娱乐圈明星通过微博公布恋情等消息造成微博宕机的情况，这已不是第一次。从前的王宝强事件、乔任梁事件、郭敬明事件成为“爆”话题，就曾引发了微博服务器“危机”，此次鹿晗公布恋情，也登上热搜榜第一位，上榜105分钟热搜人气值达到两千四百多万，截至发稿鹿晗该条微博点赞数达到290万。然而与话题热度不相符的是鹿晗粉丝对其公布恋情的反应，除了少部分粉丝，绝大多数粉丝反应激烈，扬言要“粉转黑”，甚至还有很对粉丝对其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使用网络暴力，更极端的竟然为其自杀。

按常理而言自己喜欢的偶像明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作为粉丝应该庆贺，也会为其感到高兴，为什么反应如此不同寻常呢？不妨从PSH原理来看待这个事件。

首先需要解释的一点，大多数鹿晗粉丝对于鹿晗的定位是“爱豆”。“爱豆”这个词来源于英文“idol”的音译，其含义为偶像、崇拜物，在日韩的娱乐圈里非常常见，自成体系。爱豆与演员、歌手等其他明星的区别在于其技艺不同，演员成为明星靠的是精湛的演技，歌手成为明星靠的是出色的歌唱技巧，而爱豆成为明星靠的是优秀的人设。所谓人设，即人物设定，除了外貌特征之外人设还包括人物的性格，成就此人物的生活背景等相关资料，而鹿晗的人设，正是男友人设。

按照PSH原理的划分，中国人属于间人类型中的伦人，整个第三层的内容十分丰富，由于作为生命包的第三层内容稳定，吸引了个体大部分注意力，因此很少要调动其他层的内容来填补这一层的缺失。而随着社会发展，除了传统的父子母女、兄弟姊妹、恋人朋友同学这些亲密关系以外，宠物、明星、社团这些舶来品或者新兴事物也逐渐从“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进入了“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即伦人的生命包。

按PSH原理，我们首先需要分析鹿晗粉丝的PSH模型。这些鹿晗粉丝，尤其是女粉丝，为了给爱豆做庆生应援，在4月20日鹿晗生日到来之际，“鹿饭”们又做成了三件大事儿：一，在鹿晗单条微博下评论超过4200万条；二，顺利完成了自北京启动，历时十余天经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再回到北京长城的全球马拉松接力活动；三，启动全面公益计划，超过2万人和几十个鹿饭站子及分会参与，涉及公益项目数十个，更发启鹿饭自己的品牌公益“黄手环”行动，关注年长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过万老人收益。由此可见，由于鹿晗的男友人设，鹿晗在鹿晗粉丝的生命包中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而这些粉丝符合伦人的PSH模型，第3层特别受到强调，鹿晗属于他们生命包亲属关系中的男友关系，这层关系是他们PSH模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鹿晗公布恋情，等于破坏人设，一旦人设被破坏，即鹿晗粉丝的生命包中重要的一部分被破坏。由于第3层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其中内容往往需要个人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经历，短时间内难以发展处新的内容进入第3层，而伦人的其它层相对第3层而言本来就相对不发达，一时难以补充到第3层从而达到社会心理均衡。如果时间较长，能发展出新的第3层内容，比如有一个新朋友或者有一段新恋情（如果鹿晗的男友人设能占据其生命包中的重要地位，大多数粉丝其本身应该没有男友），或者能够从其它层，比如忙于工作事业，从第2层获得填充，其短时间内情绪剧烈波动，对于鹿晗“粉转黑”不难理解，如果其第3层除了鹿晗以外较为匮乏，其他层也无法填补，就有可能发生自杀这种极端事件。

从基本人际状态的四个维度来看（1）集团维度：占优势的亲属集团与此事件关系不大，而密切相关的是鹿晗的粉丝集团，其于亲属集团并不冲突。（2）交换维度：其交换维度原来为“信用借贷型”，是一种相互信赖、可以预期得到回报的前提下的借出和借进。鹿晗粉丝为其投入不仅仅是金钱，还包括了“喜欢”、“欣赏”、“维护”等多种情感，而收获的则是鹿晗的“男友人设”，这正是典型的“信用借贷型”。但是由于鹿晗公开了恋情，摧毁了这种“信用借贷型”的交换模式，因此粉丝反应巨大，愤怒地指责鹿晗为“骗子”，要求“鹿晗还钱”。（3）情感控制维度：伦人的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为“抑制型”，粉丝在长期追爱豆的过程中，往往更多地注重爱豆的感受、更注重维护爱豆而忽略了自己的感受，比如为爱豆去机场接机就是典型的抑制型情感的表现。而当其放弃爱豆的时候，其情感就不再抑制。（4）自我认知维度：伦人强调人的相互性，若是其亲人圈子原理，而爱豆使其熟人圈子破裂，那么极有可能反应激烈，甚至出现自杀现象。

以“鹿晗关晓彤”事件，PSH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下一些匪夷所思的追星现象。本来偶像由心上之人，粉丝应当高兴，而事实却背道而驰，其背后的原因用PSH理论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论文化与人的需要——以宋代的妇女群体为例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17级李羽航

一．摘要

    心理文化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之一，是通过分析大规模社会中人们的需求的产生、需要的满足过程，来刻画社会的状态。本文先讨论了文化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之后又以宋代的女子群体为例，分析了宋代女子的需求受到文化的影响，来展示她们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类型是伦人社会，主要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君臣关系，而女子往往是边缘的角色。在分析的过程中，也运用了一些心理文化学中的其他方法与模型，在伦人社会的基础上分析女性的状态。

二．文化与人的需要的关系

在一个社会中，人类的需要、人类满足需要的过程，是决定社会运作形态的一个方面。在心理文化学的范畴中，我们探究文化对人的需要产生的影响，主要分为了四个部分：文化对人的需要满足的影响，文化对人的欲望产生的影响，文化对社会需要产生的影响，文化对人类情感需要产生的影响。在这四点中，文化对人的需要满足产生的影响是综述性的，它贯穿在每一种需要的实现的过程中；而剩下三点则是三个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文化对人的需要的具体影响。

文化对人的社会需要的影响体现在，当一个社会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的时候，其倡导人们实现社会性需要的方式不同。人类有两大类基本需要，即生物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社会性需要是人社会性的体现。人们为了满足社会性需要，主要是社会性的交往和地位的需要，需要采用符合社会文化习惯的行为。社会性交往的模式受到文化的限制，如果一种交往行为不符合当时处境的文化，就不可能长足的存在；社会性地位的评判也必须结合文化环境。因此一个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虽然有主观的因素在其中，可就其社会性需要方面，还需要受到文化的制约。我们接下来对于宋代妇女的行为的讨论，出发点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妇女为了满足社会性需要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文化对人的情感需要产生的影响，体现在情感的投注模式和控制机制上。不同的文化会影响人的情感分布，如果和PSH理论结合，便是影响了在第三层、第二层组成；而我们在本文中可能更多关心的而是，文化是如何影响情感的表达的，即其控制机制。而这种影响不是独立于文化对人社会性需要、欲望的影响而独立存在的；实际上，有时候这些需要之间互相关联，如果文化在社会性需要、对欲望的影响上要求情感表达有所限制，那人的情感需要自然会受其影响。

文化对人的欲望产生的影响是限制性的，其根本是为了调和人的欲望和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的古代，我们的文化不采取宗教手段，也不完全依靠法律，而是一个主要依靠伦理、道德约束，辅助以法律的体系。

文化在实现需要的过程中，文化给行为设立了一个基准，称之为基准系统。这个基准系统为我们审核设定的需要的目标、可以利用的资源、及行为的过程。如果人的行为符合基准系统，这表明他的行为确实满足社会的文化习惯，以这种行为完成的目标就会真正实现需要的满足；反之，基准系统会筛滤去一些不合标准的需要与行为。

三．以宋代的妇女为例

1. 1 影响宋代女性群体的文化因素及文化基准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对男女性的性别划分最早来自阴阳学说。阴阳学说认为，男对应阳性，女对应阴性。因此男子更有阳刚之气，而对于女子则更加欣赏女子身上的阴柔、温顺、内敛的美。因此男女之间的分别已经注定了。在男女有别这一观念之后的发展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审美态势¹：人们认为服饰男人的女人多数上是审美意义下好的形象。从古时的一些图画当中，例如《晋文公复国图》中，都可以看出，服饰男子的女性往往是供其情欲上享受的。这是男女之间性联系的建立。

中国古代的另一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礼记》中曾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这是对于婚姻中的男女的社会分工。这种思想在古代的接受范围比较大，例如士人阶级家庭中的妻子如果对男子的活动感兴趣，就只能在屏风后听丈夫与客人的谈话，但是自己却从不加入其中。

宋代社会相较于唐代社会，社会格局发生了变化。唐代的社会结构是中古士族社会，而在宋代这种社会结构被打破，成为了平民社会。这造成的影响是，唐代贵族圈中有广泛的家族通婚现象；而在宋代，男女成婚构成了家庭与家庭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本质上服务于两个家庭的父系宗族之间的联系，使他们之间发生联系。这对妇女造成的文化影响是，唐代的妇女被允许拥有对娘家的情感，而在宋代则开始要求从夫，有入族归宗的传统。

科举制自隋唐创立以来，在宋代达到了巅峰。另外一方面，宋代的文化观念是“以文治天下”。一方面，整体社会对于文化崇尚的风尚影响到女性，让女性也开始参与文化活动；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在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中，儿子在家庭中、未来社会中都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对女性一方带来的教养要求更高了。在古代的四大贤母中，就有欧阳修的母亲画荻教子的美闻；夫妻生活中，当时的上流社会也把女子的才华看作选妻的参考标准之一，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夫妻恩爱故事作为一段佳话流传至今。总之，将“才女”看作对于一个女性的评判标准，是自宋代才有的事情，而区别于元明两代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

宋代开始提倡“贞洁观”，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宋明的著名理学家程頣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卢建荣先生在《墓志史料与日常生活史》当中曾举了下例²：

嫁京兆韋敏，敏先夫人而攻。(下略)夫之前媲，有女有男，撫育煦暖，雖熟知審度者，亦不辨其罪出也。四十五年稱未亡人，計生活於郊屋，荊扉瓦楠，食綠羹麓，眉不是泣，怡怡然若居朝市食香脆也。間成四年八月廿二日，無疹不痛，疊足如寐，沒于京兆府雲陽縣龍雲鄉，幸之舊業，享年六十六。

这一段展现了一个老夫少妻，妻子嫁入不就丈夫便亡故，她便守了四十五年寡。虽然当时社会上也有改嫁的行为，但是守寡也成为了一种女性的行为选项。并且在这样的家庭集团中，父子关系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母子关系。这种母子关系是形式上的，是以子作为核心的母子关系。

宋代的女子将贞洁看的很重，从其基本人际状态来看，贞洁观位于妇女的PSH模型的第三层——亲密社会关系与文化层中。因此，即使同属于这一层中的自己的配偶去世，由于贞洁观对其影响非常大，故在PSH平衡调整时，会有维护自己的贞洁这一选项，而让本来配偶所占的地位由其配偶所在的家庭代替，自己依旧是夫家之人。守节成为可能性的前提是不会影响人的安全需求，而宋代的生产力发展使得即使丈夫去世，也可以通过族田等满足人的安全需求。

1. 2 宋代女子的需求与文化基准

我们分析宋代女子的需求，可以发现在许烺光的三需要论中，安全需求被宋代的生产力所保障，而在社会交往、地位方面，两者都极大的与婚姻有关联，女子的社会交往主要局限在家庭和婚姻方面，而与外人的交往较少，这一点在婚后更多地体现出来；从地位角度，女子获取社会地位的方式往往不通过政治行为，而是通过婚姻行为获取社会地位，满足其社会性需要。

从情感性需要而言，宋代女子的情感由于自古以来的审美文化需要，内敛而节制；从人伦的角度而言，宋代的社会要求女子从夫、做到“忠”。情感性需要和伦人社会中的男性并无太大分别，有压抑性，而表现出来的则是“忠”、“孝”等品质观念，而限制了自我的情感表达。值得一提的是，获取社会性地位（相夫教子）的过程中，由于当时文化环境对于女子文才的认可，她可以通过学习文化来达成；这也间接地给女子了一种获得情感性需要，抒发情感的手段。但是由于女性接触的是日常琐碎生活，不适于文学创作；也因为女性的才华不能盖住自己的男性，因此女性所做的诗词较少示人。

当时的文化给女子提供的文化基准，大概可以概括如下。其文化基准的纲领是男女有别的观念，和三纲五伦。核心是通过婚姻来达成其社会性地位。审美角度上拥有内敛、节制的女性美，满足古代男子对女性的审美需求，行为则满足不问外事而行内事；伦理上在出嫁之前从父，出嫁之后从夫，做到“入族归宗”，孝顺于婆家，守贞等。即使不是直接发生婚姻的行为，例如做妾、行妓等，也是以取悦中男性为满足其需要的主要手段。

1. 3 以缠足为例看宋代女子实现需求的方式

根据高洪兴的《缠足史》一书，其观点认为缠足这一现象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北宋。高世瑜在《缠足再议》中提到，“无论缠足是何人发明，有一点可以肯定：缠足之起基于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审美心理，它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美的一种塑造和女性对这种审美心理的迎合”。缠足作为一种当时的行为，首先满足了男子的审美兴趣，限制了女子的活动范围，而因此又成为了一种风气，成为风气的动因是在当时嫁娶竞争中，裹脚的女性占优势。这是缠足之风盛行起来的心理文化学基础条件。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行为是完全契合我们对宋代女性的文化基准的分析的：审美上，三寸金莲完全符合当时男性的审美，根据伊沛霞的观点³：“宋代文人认为缠足代表精致的美”，当时的人们也确实认可这样的美，提出了“金莲七决”：瘦、小、尖、弯、香、软、正。在行为和礼教方面，限制了女性的行动力，符合女性主内的行为角色。也因此，一双脚的美丽与否，成为了当时男性选择配偶的标准之一，在婚姻选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采菲录》中记载了一位女子在示客时展露出自己的脚，“莲足硕肥，下轿观众腾笑，翁睹妆，悲极而晕僵”。实际上，缠足在当时成为一种文化风气，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宋代整体的文化环境偏向文弱，因此女子就要更加地体弱，才能凸显男性的威严。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缠足作为一种广泛的现象，其发生的必然因素是当时的男尊女卑的环境。虽然不是出于男性的统治者对女性的摧残，实际上女性也认为有一双小脚是一件美的事情，但是却与当时女性的角色主要是服务于男性有关系。从妇女满足自己的需要，主要是婚姻有关的需要、和男性满足自己的性方面的审美需要，这种现象便由此催生。          

1. 4 关于宋代女性的其他心理文化学分析

我们考察宋代的女子群体的人际交往基本四维度。从集团维度而言，我们已经提到了多次，女子的主要维度在于家庭，因此对于女子而言，如何建立夫妻关系、维持夫妻关系、教养孩子、处理好家庭内政是女子的重点事务。因此我们之前所了解的女子行为，包括女子从小身居内阁、出嫁年龄早、学习女红、学习诗词文化等，都离不开婚姻、入族这一核心问题。

从交换维度来看，交换的核心还是围绕着如何建立家庭关系。由于女子不是当时社会中交换的主体，我们只考虑与女子有关的交换行为。中国古代的妇女有一种交换行为，便是与性有关的交换。古时有许多妓女，以其能歌善舞取悦男性，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性方面的交换。这种性的交换的根本也是女性为了更多接触男性，展现自己的能力。这一点在明朝时候体现较多，明朝的时候名妓群体承担了诗词创作的重要角色，以为其在行妓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男性。女子从小便要学习歌舞，也是为了在这种交换行为中占到优势。   

这一点在纳妾这一行为上表现得很明显。由于父子轴的家庭关系弱化了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于是纳妾这一行为有了文化学的可能；而宋代的繁荣经济制度也催生了纳妾这一风气（历史学上有人认为这是统治者从农民手中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方式⁴）。实际上，妾这一角色很多时候就是交换的对象，例如书《东京梦华录》就讨论过买卖女人的经纪人。为妾的女子往往会被主管一家的男人更名，妻一般不会，这表明妾在一家中的地位并不高；许多的男子喜欢让妾在家中招待客人，跳舞、奏乐以逗乐客人。古时的女子虽然并不都这样地位低微，但是纳妾这一风气的存在实际上反映了古时的女子在交换行为时性这一成分的作用。

从情感角度来说，由于古时男女分别的差异，女子没有办法自由的抒发自己心中的情感，在我们的课本中论及了伦人社会的情感类型：“人的原欲主要不是压抑到潜意思层次，而只是抑制到‘限表意识’层……情感依据角色转化为孝、悌、敬、忠、仁、义、礼、信等特殊形式。”女子的情感本来细密、多情，但是由于妇道的要求，不能直接抒发，因此这种情感转化为妇道、贞节，而本来的闺怨等只限于限表意识。这和我们之前说，女子的诗作不便示人是一致的。

从自我认知的角度说，女子更加在意男子的评价。

从心理均衡状态分析，伦人社会的一般特点是第三层生命包稳定，无需动用第一、第二层便可很容易获得心理均衡。第8层和第7层几乎没有开发，而主要的活动范围是第二层、第三层。而作为伦人社会中的女性角色，其有一部分特点：第一是第三层生命包的改动往往和嫁娶有关，婚姻状态对于第三层生命包的影响远大于其他社会中的女性。因为像极致个人中的社会，婚姻状态决定的是情感的归属，而伦人社会中的婚姻还决定了其社会地位、价值高度等。第二点是第一点的延伸，即伦人社会中大部分个体的生命包中属于自己的宗族，而宋代开始，在女子的嫁娶之后，其生命包中本来的宗族会渐渐转移到第二层、第五层，而自己夫君的家族则会成为生命包中新的部分。古时的女子婚嫁有“合两姓之好，上以示宗庙，下以济后世”的作用，因此宋代的女子更多承担家族沟通的作用，而相应地在嫁娶之后，由于当时的家庭规模小的原因，女子更多地把情感易诸新的家族。女性角色的第五层也相应地更多，而由于其身份，其第二层的事物除了之前所述的自己原宗的人，其他的社会角色也会较少，更多的在于第一层。

四．小结

通过我们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婚姻是一个女子最重要的事情，贯穿了其所有的行为。这种婚姻的观念，最早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分工有关——男主外，女主内。这种分工决定了参与社会主要活动的一定是男子。男子参与了社会的主要活动，女子辅佐他们，虽然并不直接形成尊卑差异，但是却慢慢将妇女的角色限制在了家庭当中。因此对成婚女性，她们会做好自己在家中的辅助位置；未婚的女性，她们会试图去通过一些方式在婚姻竞争中胜利。这些方式是当时文化所认可的方式，如学习歌舞、诗词、缠足等。

从心理文化学角度，其社会性地位的需求是最优先、也是最有可能被满足的。

参考文献：

1.       《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伊沛霞，P26

2.       《墓志史料与日常生活史》，卢建荣，P25

3.  《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伊沛霞，P35

4.   《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伊沛霞，P206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5级本科生周桂珍（泰国留学生）

摘要：首先，本文简要介绍了中国空巢家庭的基本状况，概括了形成空巢家庭的原因以及其对老人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其次，阐述了中国宠物现象的变迁。最后，从心理、行为与文化的角度，采用“PSH原理”和“基本人际状态”的两个概念来试图解释   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以理解中国现在社会文化的特性以及变化。

关键词：空巢家庭  养宠物 PSH原理  新均衡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已逐渐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化社会，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现象尤为突出，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城市生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养宠物”的人，可以说宠物在新的社会发展背景下，进入了一些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由此形成的宠物现象已成为城市生活方式变动的一个关注点。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本文从心理、行为与文化的角度，考察两个现象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二）空巢家庭现象

1. 1.空巢家庭的概念及基本状况

    “空巢”即指子女离开父母后家庭空虚、寂寞的状态。“空巢老人”是指那些子女不在身边或者无子女的孤独老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空巢”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空巢”原指小鸟长大后，离开温暖的巢穴，远走高飞，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而鸟巢中只剩下两只老鸟。于是就有人借用“空巢”二字，比喻日常生活中子女长大成人后像离巢的小鸟一样，一个个地“飞”走了，家中只留下相依相伴的父母。如果其中一位离开人世，就成了“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屋里屋外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身影[1]。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提供的资料，中国“空巢家庭”数量一直呈上升之势。1987年，在中国有老人的家庭中，“空巢家庭”所占比例只有16.7%，而1999年上升到25.8%。在一些大城市，“空巢家庭”问题更为突出。1999年，北京市“空巢家庭”的比例为34%、上海市为34.8%、广州市为30%、天津市为36.5%。值得注意的是，单身独居的老人在老年人口中的比例，由1987年的3.8%上升到1999年的11%，增加了近三倍[2]。据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城市空巢老年人占中国老年人口的49.7%，农村空巢老年人占中国老年人口的38.3%。预计空巢老人家庭的比例到2020年将达到80%以上，到2030年将达到90%，这意味着大部分老年人家庭都成了“空巢”[3]。

1. 2.形成空巢家庭的原因

    “空巢”现象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和生活水平提高，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 年的41 岁提高到现在的76.1 岁（2016年世界卫生统计），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大量高龄老人出现，使“空巢”独居老人的数量相应增加。二是，现代就业岗位的分散。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岗位分散，许多子女纷纷到外地寻求就业和发展机会，不能与老人一起生活。调查中发现，近60%的“空巢老人”是由于子女外出务工或求学造成的。三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自1970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根据人口学理论，出生率和死亡率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出生率下降直接促使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死亡率下降初期会出现人口年轻化，后期导致人口老龄化。四是，生活住房条件的改善。随着经济发展及群众住房条件的改善，客观上使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成为可能，“空巢”现象随之增多[4]。

1. 3.空巢现象所带来的问题

“空巢”现象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若干社会问题中较为突出的一个，这一问题对老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负面影响。首先是对老人自身的影响。调查中发现，许多“空巢”老人在生活保障、身心健康和精神慰藉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一是生活无人照料。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日常起居成为困扰老人晚年生活的最大难题；二是健康没有保障。老人中常年患病比率高达55%以上，许多人多病缠身，且没有足够的保障资金；三是精神缺少慰藉。随着年龄增大，老人对子女情感的依赖也在不断增强，但子女却不在身边，精神世界非常孤寂。其次是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空巢”现象大量出现，使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受到挑战，子女成家后自立门户、与老人分开居住的现实，迫切呼唤新型养老模式的出现。再次是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空巢”不仅是老年群体问题，还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空巢老人大量增多，使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老人身体大多存在各种问题，且老年疾病具有突发性，如子女不在身边，抢救不及时，可能出现严重后果，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由此得知，空巢老人由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缺少爱和交流，会产生孤独感，出现抑郁、孤僻等症状。因此，部分空巢老人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排遣孤独，例如饲养宠物、参加集体体育锻炼等。近些年来，从与宠物相关的产业的兴起可以看出，靠养宠物排解寂寞的“空巢家庭”日益增多。

（三）豢养宠物现象

1. 1.宠物的定义

1988年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和199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均未收入“宠物”这一辞条。百科百度是将宠物作为科技名词来定义的，传统的宠物是指养着用于玩赏、做伴的动物，也指特别偏爱的东西。而今天的宠物定义为：用于观赏、作伴、舒缓人们精神压力的动植物或其他物品[5]。本文所讨论的“宠物”就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家庭或个人宠养并能够满足家庭或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且富有生命力与启迪意义的动物爱称。

对于动物类宠物来说，大概有狗、猫、鸟、鱼等能够被人类长期驯化、性情温顺的动物，但是近年来，对动物类宠物也有了新的认识，有的人专门养一些巨大的、相貌奇特、性情迥异的另类宠物，如蝎子、蜘蛛等等。也就是说，就像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品味一样，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只要是有人喜欢且有条件饲养的动物，都有可能成为人类的宠物。

1. 2.中国宠物现象的变迁

宠物自古就有，千年以前流行的斗鸡、斗蟋蟀。其实就是当时的一种宠物现象，这些动物既是赌博的工具，也是主人的宠物。但在社会物质严重匮乏又高度集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代，有能力宠物者绝对只是有权有钱的“朱门”人家的公子、小姐、太太们，他们以宠物来显示他们的贵族身份。证明他们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而那个时代的“朱门”却是凤毛麟角，所以“宠物现象”不能形成气候而只是时代的点缀。“柴门”或“寒门”虽然是社会主流，但他们连温饱都顾不上，因此自然而然也谈不上养宠物了。最多以老鼠养猫、以屎养狗来防鼠害防盗窃[6]。可以说，在短缺经济时代虽然很少有人能养得起不具备什么使用价值但却与人类争食的宠物，但那时的宠物之受宠，远远不能与今日同语，那更像是一种精神之寄托，同甘共苦，两相守望。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渐渐地走出短缺经济时代，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文化品位也随之提高。过去被视为缺乏积极价值的宠物，也有了更大的存在可能。无论是在天上飞的鹦鹉、八哥，在地上跑的猫猫、狗狗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宠物，还是在水里游的金鱼、灵龟，在树上爬的蟒蛇、蜥蜴等时尚社会的宠物，甚至面目丑陋的蝎子、蜘蛛等另类宠物，它们都以各自不同的特点受到不同阶层人士的宠爱[7]。

时至今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消费观念的日益更新，越来越多的宠物已经开始成为人们紧张生活的新型伴侣。宠物市场、花鸟市场、宠物食料公司、宠物诊所、宠物保健院、宠物书刊、宠物网站等与宠物相关的产业充斥城市的角角落落，这充分地说明了当前中国大都市已经走进了宠物时代。据《北京日报》2001年的报道，北京约有10万人养猫养狗，每年的花费在2000万元左右；2003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宠物集中的四大城市里，有72.5%的市民表示自己比较钟爱和需求某种动物。尤其是三口之家，有近一半的人已经或者准备饲养伴侣动物。时隔两年，这一数字又有了显著变化。2005年中国至少有宠物1亿只（头），北京人一年花在宠物身上的钱多达5亿万元[8]。可见，从宠物消费不断地在扩大的情况看，养宠物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并有不少人已开始追逐这种流行趋势。

（四）“空巢家庭”与“豢养宠物”——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

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是种类各异的，这种关系依赖于人的信念、人格和态度等。有许多事例表明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相似之处。就像人与人的关系那样，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可以在强度和形式上发生变化。这种类型的关系依赖于参与其中的人和动物的行为特点而建立。在“空巢家庭”中的老人与“宠物”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从心理、行为与文化的角度，本文采用“PSH原理”和“基本人际状态”的两个概念来试图解释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

1. 1.用PSH原理解释两者之间的联系

“心理社会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简称PSH）是美国华裔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人处在一个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互动的“场”之中，是一个心理与社会的动态平衡体。PSH原理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叫“基本人际状态”（HumanConstant）是作为生物主体的人的系统，是对人与人相互认知的交流系统的统称[9]。

基本人际状态有一个维度叫“集团维度”。要研究社会文化就应该从“家庭”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亲属集团谈起。中国家庭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父子轴具有连续性、包容性、无性爱性、权威性四个主要属性。“连续性”与“包容性”这两个主要属性使中国传统家庭具有大规模的特征，前者表现在家庭的垂直方面，是家庭包括多组父子关系，每一组父子关系都是连结已出生或将出生的直系子孙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后者表现在多子主义倾向和尽量将所有男性后代包括在家庭之中的倾向，这与崇尚大家庭制度有直接关系。中国家庭中成员之间可以相互信赖和相互依赖，个体可以在亲属群体中分享快乐、分担忧愁、减轻压力。父子关系占优势的家庭对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带来的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亲属群体构成个体生命包的主要内容，使生命包有稳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国人具有比较稳定的心理文化特点，容易达到PSH的均衡，从而获得极大的安全感。此时，养宠物现象根本谈不上是一种潮流，而却是寥寥无几的。养宠物的人最多也就是因为功能性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贵族身份，要么是帮助人类完成某种任务。总的来说，宠物不是生命包的成员，而只是属于PSH模型的第二层：“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中国传统大家庭逐渐变成独生子女的家庭。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的变化，独居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出现了“空巢家庭”的现象。作为中国人生命包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亲属群体发生了变化，必然使得中国人的心理社会均衡也随之而改变。根据PSH理论，如果第三层：“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发生改变或丧失，人们就会伤心痛苦。此层若缺少某些内容，人们会动用其他层来弥补以达到新的均衡。此层的不平衡若长期得不到修正，或长期剧烈变动，个体多半会产生不适，产生心理问题甚至自杀。

人类是不喜欢孤独的，尤其是老年人，一旦出现“空巢”，由于缺乏与子女以及其他亲人的交流，他们会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失去支柱，感到寂寞和孤独，对自己存在的价值表示怀疑，陷入无趣、无欲、无望、无助的状态。由此产生的不良情绪，使空巢父母很容易派生出一些心理疾病，比如空巢综合征、忧郁症等，还可导致其他症状和疾病，如入睡困难、早醒、睡眠质量差、头痛、乏力、食欲不振、心慌气短、消化不良、心律失常、高血压、冠心病、消化性溃疡等。

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的调查表明，空巢老人容易因抑郁而萌发自杀念头，而且自杀成功率较高。在长期抑郁、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对结束生命的选择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一旦决定自杀，其想法是很难改变的，而身边没有人陪伴，又给他们的自杀创造了机会[10]。

由于这些空巢老人的心理不平衡，为了达到并维持心理社会稳定的状态，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选择依靠豢养宠物来缓解心理问题，并且这种趋势在大城市更为明显。因为城市里的各个工作岗位竞争都很激烈，这些老人的子女很难有时间陪伴他们，即使他们有了孙子，也不能排解这种无人陪伴的孤独寂寞，因为他们的孙子很快就进了幼儿园，再大一点上了小学，白天见不着面，晚上还要接受父母的作业辅导。无可奈何地，城市里的老人就把情感寄托在宠物身上。此时，宠物对人类的意义从传统功能性的价值转变为精神需要和心理偏好。他们对宠物已经有了情感的投入，可以说宠物现在已经成为空巢老人生命包的成员，从PSH模型的第二层变动到第三层。

基于PSH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空巢家庭”与“豢养宠物”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豢养宠物”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大都市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因为养宠物可以调节和矫正“空巢家庭”的老人内心的不平衡，使得他们达到新的心理社会均衡。

1. 2.中国国内研究：宠物对空巢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

有中国国内研究发现：伴侣动物在老人群体（包括空巢老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对719个家庭进行调查。他们分别从就医次数（过去1年内看医生的次数）、身体健康状况（个人独立完成轻度、中度、剧烈运动，爬一层或几层楼梯，弯腰、屈膝，一次散步的时间、路程以及日常生活起居）、生活满意程度（即心理健康情况，主要包括精神、情绪、总体幸福感的满意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宠物主人就医次数更少、身体更健康、生活满意程度更高。这说明了伴侣动物对空巢家庭老人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11]。

    这项研究表明，空巢老人有了宠物的陪伴后的生活更加健康，充分地说明了空巢老人心理社会的新均衡是一个良好的状态，大力地支持了PSH原理模型。总的来说，PSH原理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十分深刻的道理，是了解文化和社会的特性及变化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具。

（五）参考文献

[1]尚会鹏. 心里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傅纳,郑日昌. 宠物对空巢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 17(8):569-571.

[3]郑日昌,傅纳. “空巢家庭”与宠物伴侣[J]. 中老年保健, 2004(8):25-28.

[4]郭君钰,李宜凡, 段文超,等.豢养宠物犬对空巢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影响[J]. 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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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世平.试说"养宠物现象"[J].畜牧兽医科技信息, 2010(11):4-5.

[7]邢世嘉.宠物时代,宠与被宠的追问--中国宠物现象透析[J].百姓, 2004(4):20-22.

[8]李培志.试析城市生活中的宠物现象[J]. 社科纵横,2011(9):42-43.

[9]李亚.我爱我宠——对一个宠物俱乐部的人类学分析[D]. 中央民族大学,2006.

[10]张维.宠物产业发展值得思考[J]. 养生大世界,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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