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在正式场合下坐姿采用跪的姿势,臀部放在两脚的脚跟上,而两腿伸向前坐着,叫作箕坐,是个很不礼貌的坐法,两腿盘起来坐也是不合适的。
在三国、晋朝及稍晚一些时候这种坐姿仍是在正式场合所必须采用的。在一些比较严肃的古代影视作品,如《三国演义》中,是可以看到在上流社会正式场合,特别是对其它在座的人尊敬的话,一定要采用跪姿坐。这种跪姿坐,是不够舒服的(不信你试试),而且很不科学的,青年少经常这样坐,会妨碍腿的发育的。
以跪姿坐是古代中国最符合礼仪态的,妇女更必须如此。而在日本,这种坐姿一直延续到了近代。二次大战前日本女子的腿有点弯,除了可能缺钙外,这种坐姿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这种坐姿古代人所穿的裤子形式有关。在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关于裤子的记载,但那时的裤子只有两个裤腿,裆是不缝合在一起,是广义上的开裆裤。穿那样的裤子的目的是为了保暖腿部。在人们只穿裙子或“裳”,在冷天腿部受冻,于是就在腿上套个套筒,这就是早期的裤子。那时的裤字写作袴,这个字的来源似乎可解释为袴是“两股(大腿)各跨别也。”按古人的解释,那时的袴是“胫衣也”,即给小腿穿个衣服,而不管屁股。大概是因屁股肉多比较经冻。那时,穷人则可能根本就不穿裤子。《三国志》中明确记载贾逵(曹丕时任豫州刺史,曾大修水利)年轻时因贫穷,连冬天都不穿裤子,夏天就更不用说了。
当时,在穿那种开裆的裤子的情况下(更不用说不穿裤子),把两条腿分开伸直的箕坐方式当然是极不礼貌的行为,盘腿坐也是不合适的。虽然跪着坐是很累的。大概对于上流社会的女性,箕坐更是个绝对要不得的坏毛病。其实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刘邦曾在正式场合下箕坐而且还骂人,这是极不礼貌的。
除了坐的姿势外,还有些别的讲究。比如上车时腿不免要抬高翘起来,可能会露宝,所以上车时必须注意周围有没有尊贵的人,特别是尊贵的女性,否则就是严重失礼。王莽就曾到皇太后(王莽的姑母)那里都去告状,说一个叫淳于长的人对着自己的母亲上车,是为“骄佚”。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谱名
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因讨伐太平军时,有大肆屠杀平民之情事,而与其弟曾国荃被称为曾剃头或曾屠户。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人人都知读书好,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通过读书博取功名,有了功名就有了一切。可读书科举是无数场财力、体力和智力的综合实力竞赛,有经济能力还得家里有块会读书的好材料。湘乡白杨坪偌大一个地方却难觅到一个秀才。官家子弟多骄奢,颐指气使,不肯实干;富家子弟多淫逸,耽于享乐,难于振作;农家子弟常狭隘,见难即退,罕见实效;耕读之家的子弟既懂生活之艰辛,又有锐意向上的智慧和勇气,他们往往更有志向。但志向往往不是与生俱来的,尤其是正确的、积极的志向,不仅需要外界的引导,还需要有个人的顿悟。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曾国藩语录
曾国藩立志通过读书,摆脱家族的固有职业,挤入上流社会的这种想法,是在曾家这种勤劳质朴、积极向上的耕读环境中陶冶、培养和萌发起来的。曾国藩父祖两辈人决意让子弟读书做官的情结,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几乎决定了他前三十年的人生志向和道路。
曾国藩十分仰慕祖父,认为其祖父雄韬伟略,是非常之才,只可惜没有机遇让他一展抱负,遂致默默地终老山林,自然时时处处以祖父为榜样。曾星冈虽不懂得国有倔臣不亡国的道理,却懂得家有倔子不败家的第一章 出世篇:穷且益坚,不坠青云志故训,常教导孙儿:“男儿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必须有倔强之气。”“倔强之气”就是湖南人的个性“霸得蛮”,为了达到目的,豁出去拼死命干,不达目的不罢休。读书做人若“霸不得蛮”将会徒费光阴,一事无成。曾星冈严格要求子孙家人,努力实行八件事:早、扫、考、书、蔬、鱼、猪、宝,即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扫屋、祭祖、睦邻。同时要疏远五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这疏远的五种人属于下九流,避免与他们接触,自然是希望子孙们免受其影响,沦为下流。后来,曾国藩常以此言与子弟共勉,还将祖父治家的方法顺序调整,将“书”置于首位,总结为“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并将此传之后世。这说明“书”在曾国藩人生之中的重要性。曾家对功名追求的急切坚韧,成为了曾国藩当时发奋苦学的动力。
曾国藩选择读书做官的志向,父亲曾麟书的引导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号竹亭,自知才智平庸,无望跻身仕途,又常在稠人广坐时被父亲责罚,自觉得憋屈难受,却只能隐忍不发,暗地里却更加发愤,将光大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曾麟书共育五子:曾国藩、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但曾国藩比弟弟们年长不少,父亲大多数时间以他一个人为教授对象。曾麟书亲自执教儿子,言传身教,一丝不苟,有时几近苛刻,急切之心情可见一斑。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却生性乐观,常笑语劝解:我们家子女多,一人读书,一人耕作,一人经商,内有我,外有儿子,你还担心什么贫困!但曾麟书却极不赞成,认为耕作、经商会误了儿子们的前程,唯有读书当官一途,无需受穷困之苦,还可受人敬仰。
曾麟书很重视启蒙教育,因为这是培养兴趣和自信的关键一步。曾麟书知道自己读书天分有限,但他善于运用那个时代所有私塾通行的呆办法,以熟记硬背为手段,以博取功名为宗旨。但笨办法、呆办法往往就是好办法。据曾国藩回忆道:曾麟书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不论睡在床上,还是走在路上,他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今天考昨天的功课,反复如此,一定要其子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也许这个办法实在呆笨,曾麟书还带着些许自嘲对曾国藩说:正因为我钝拙,所以训告你们愚钝者时才不以为烦苦。这其实就是一个磨练人意志的过程。
曾麟书的读书方法虽笨,但也不乏远见卓识,如他强调读书贵在专一,心有旁骛,则学业不精;作文宜避开愁苦字句,多用吉祥语,使人一见便有“和平畅快,令人可爱”的情感;幼儿教学从诗论入门,心必粗,从八股入门,心乃细,强调八股文字,是朝廷不变之法;教和读不可求速效,循循善诱,教之有常,自然有效,有心向学,业必成……这些道理和方法,在曾国藩幼小的心灵里开启了智慧的殿堂,培养了读书的情趣,为他铺垫了通往智山慧海的人生大道。后来,曾国藩给曾纪泽的信中反复强调,这是祖父的训告,千万谨记!
父祖两辈开启了曾国藩的智慧之门,也引领了他人生成功道路的第一步。自六岁入蒙,二十三岁就成了有功名的秀才,圆了一个祖父半辈子的梦。乡试一举得中,快马加鞭,第三次会试便入了翰林,那年他正好二十八岁,可以说是少年科第,从此可以平步青云,前程无量。通过科举,他从穷乡僻壤到了政治中心——北京。在北京,他立志做个好官,几次上折针砭时弊,赢得了十年七迁,并最终当上汉官之首——武英殿大学士,一等勇毅侯;生逢乱世,他立志力挽狂澜于既倒,坚忍建湘军,血拼抗洪、杨,力战十多年,终于戡平宇内;他立志进德修业,“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存诚自养,终于自拔于流俗,成为“千古道德楷模”;他立志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富子穷养,子弟大多成绩卓越。几十年后,曾国藩向莲池书院学生们传授成功之道,依然高调举起立志学问的旗帜,强调“以立志为本”,“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何愁不入圣人之道?坚忍立志,宁折不弯,一往直前,这正是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的根基所在,也是草根一族走向成功的一个典型范例。
人生下来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环境的差异往往导致有的人成为天才或者人才,有的人变成了一般人甚至是蠢材。曾国藩祖、父两代对“唯有读书高”的信仰,对科举功名心之急切,都潜移默化于曾国藩年轻的心灵上,不仅成为他当时发愤读书的精神动力、而且成为他后来在领军从政、追逐名位过程中坚忍和顽强意志的精神源泉。曾国藩的奋斗历程从幼年时就已经悄悄开始。
人与人需要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周围有一个自己把握的自我空间,它就像一个无形的“气泡”一样,为自己“割据”了一定的“领域”。而当这个自我空间被人触犯就会感到不舒服,不安全,甚至恼怒起来。
一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在一个刚刚开门的大阅览室里,当里面只有一个读者时,心理学家就进去拿椅子坐在他或她的旁边。实验进行了整整80个人次。结果证明,在一个只有两位读者的空旷的阅览室里,没有一个被试者能够忍受一个陌生人紧挨自己坐下。
就一般而言,交往的双方的人际关系以及所处的情境决定着相互间自我空间的范围。美国人类学家爱得华﹒霍尔博士划分了四种区域距离,各种距离都与对方的关系相称。
这是人际交往中的最小距离或几无间隔,即我们常说的“亲密无间”,其近范围约在15厘米之内彼此之间可能肌肤相触,耳鬓厮磨,以至相互能感受到对方的体温、气味和气息。其原范围是在15—45厘米之间,身体上的接触 可能表现为挽臂执手,或促膝谈心,仍体现出亲密友好的人际关系。
就交往情境而言,亲密距离属于私下情境,只限于在情感上联系高度密切的人之间使用,在社交场合,大庭广众之前,两个人(尤其是异性)如此贴近,就不太雅观。在同性别的人之间往往只限于贴心朋友,彼此十分熟识而随和,可以不拘小节,无话不谈。在异性之间只限于夫妻和恋人之间。因此 在人际交往中,一个不属于这个亲密距离圈子里的随意闯进这一空间,不管他的用心如何,都是不礼貌的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也会自讨没趣。
这是人际间隔上稍有分寸感的距离,已较少直接的身体接触 。个人距离的近范围在46—76厘米之间,正好能相互亲切握手,友好交谈。这是与熟人交往的空间。陌生人进入这个距离会构成对别人的 侵犯。个人的距离的远范围是76—122厘米之间。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较为融洽的熟人之间交往时保持的距离更靠近远范围的近距离(76厘米一端),而陌生人之间的谈话则更靠近远范围的远距离(122厘米)一端。
人际交往中,亲密距离与个人距离通常都是在非正式社交情境中使用,在正式社交场合则使用社交距离。
这已超出了亲密或熟人的人际关系,而是体现出一种社交性或礼节性上的较正式关系。其近范围在1.2—2.1米之间。一般在工作环境和社交聚会社会,人们都保持这种程度的距离。一次,一个外交座谈会议的安排出了疏忽,在两个并列的单人沙发中间没有放增加距离的茶几。结果,自始至终都尽量靠到沙发外侧的扶手上,且身体也不得不常常后仰。可见,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关系需要不同的人际距离。距离与情境和关系不相对应,会明显导致人出现心理不适感。
社交距离的远范围在2.1—3.7米之间,表现为一种更加正式的交往关系。公司的经理们常用一个大而宽阔的办公桌,并将来访者的座位放在离桌子一段距离的地方,这样与来访者谈话时就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如企业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谈判,工作招聘时的面谈,教授和大学生的论文答辩等等,往往都要隔一张桌子或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就增加了一种庄重的气氛 。在社交距离范围内,已经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说话时,也要适当提高声音,需要更充分的目光接触。如果谈话者得不到对方目光的支持,他(或她)会有强烈的被忽视、被拒绝的感受。这时,相互间的目光接触已是交谈中不可缺免的感情交流形式了。
这是公开演说时演说者与听众所保持的距离。其近范围为3.7~7.6米,远距离在7.6米之外。这是一个几乎能容纳一切人的“门户开放”,不予交往,因为相互之间未必发生一定联系。因此,这个空间的交往,大多是当众演讲之类,当演讲者试图与一个特定的听众谈话时,他必须走下讲台,使两个人的距离缩短为个人距离或社交距离,才能实现有效沟通。
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一定的 伸缩性,这依赖于具体的情境、交谈双方的关系、社会地位、文化背景、性格特征、心境等。社会地位的不同,交往的空间距离也有差异。一般来说,有权力有地位的人对于个人空间的需求相应会大一些。此外,人们对自我空间需要也会随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人们无法考虑自我空间。若在较为空旷的公共场合,人们的距离就会扩大,如公园休息亭和较空的餐馆,别人毫无理由的挨着自己坐下,就会引起怀疑和不自然的感觉。
我们了解了交往中人们所需的自我空间及适当的交往距离,就能有意识地选择与人交往的最佳距离,而且,通过空间距离的信息,还可以很好地了解一个人的实际社会地位、性格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好地进行人际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