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实行“新政”

政府机构

按《辛丑条约》的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撤一些冗闲重复的机构，增设商部、巡警部及财政处、学务处。光绪三十二年，进一步改变从前部院衙门的结构，以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取代从前的六部。

军事

决定编练新军，设立练兵处，计划编练全国常备军三十六镇。实际上到清朝灭亡时共练成新军十四镇，十八个混成协及禁卫军一镇，约十六万人。

经济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拟订商律，设立商会，保护资产阶级和华侨资本家。颁布矿务、铁路、公司、银行等各种章程，又统一度量衡，成立大清银行，改革币制，废除银两，确定以银元为货币单位。

文化教育

将各省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学制。光绪三十一年废止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一切士子均由学堂出身，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办学的积极性很高，学堂的建立犹如雨后春笋，出国留学受到资助、鼓励，并给予进士、举人出身。

法律

仿效西方国家的法制，编订新法典和单行法规，删除凌迟、枭首、缘坐、刺字等酷刑峻法。
    公布《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等。提出“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陈见，官商不分畛域，合力讲求，庶可广开风气”。给予兴办实业卓有成效者以奖励。对于商人按投资数量多寡给予不同的官衔。在大中城市，新的绅商阶层开始崛起，不仅置身于士绅之列，并有取而代之之势。但除立法与奖赏之外，鲜有振兴实业的实际措施。严重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也没有变化。

 在这些新政中，清政府最重视的是练兵筹饷，以增加收入，巩固统治，其他方面多属表面文章。尽管这样，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变革，毕竟为长期停滞的社会机制带来了一些活力，扩大了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生力量，加强了新势力对旧势力的冲击，实际上为反对和颠覆清朝统治作了准备。 

清朝的“预备立宪”

晚清预备立宪实际上就是晚清政府政治上预备实行宪政的活动。宪政指的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它源于古希腊文的“民主”一词，意为“人民的权力”。宪政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府应受制于宪法以及公民权利的广泛保护。

背景

晚清政府之所以实行预备立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国际环境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他们企图瓜分中国的迷梦，迫使他们转而采取“保全”、扶植清朝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从而维护其殖民利益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宪政”的外衣。

就国内形势而言，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兴起，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与不断高涨的民主思潮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锐；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蓬勃发展，而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宪派也积极活动，企图通过立宪 分得一点权力。不愿接受任何变革的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震撼下觉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必须慎重选择“善后之策”，才能苟延残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地位。而所谓“善后之策”，就是“一曰用严峻之法，摧锄逆拭氛，二曰行公溥之政，潜消戾气”，即在加强镇压的同时，用“政治上导以希望”的策略，欺骗人民，瓦解革命，拉拢立宪派。

内容

预备立宪的工作也相当艰巨，非一朝一夕，清末的“预备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官制改革；二是设立议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比如，设立谘议局和筹建资政院。谘议局作为各省的议事机构，其权限是讨论本省应兴应革事宜，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是，它的权力受到本省督抚的严格限制，同时也是极少数有产阶级上层男子的代表活动场所，它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地方议会的性质。资政院于1907年开始筹建，它的宗旨是“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议会，从它的人员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看，它是完全受制于皇帝、毫无实际权力的一个御用机构。

另外，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各地纷纷建立立宪团体，海外的立宪派也积极响应。

清政府于1908年8月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14条，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11月，溥仪继位。

1909年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谘议局。12月，16省谘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在1910年又3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10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清政府不得已将预备立宪期9年改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订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4名，蒙古旗人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

清末钦定宪法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愤，同时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临时炮制的“宪法”。没有实质意义，并成为清朝政府预备立宪最后走向破产的记录。

影响

晚清预备立宪这项政治活动有着保守性和欺骗性，这场宪政改革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预备立宪的直接后果：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催生了新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