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发展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毗邻鸦片战争的烽火与甲午战争的硝烟，在中华民族中兴办起民族产业，虽然由于经济的短缺问题与社会大的背景与形式问题的多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但仍然对中国近代化企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这一创举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另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还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铺设着道路。

发展背景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经过这场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中华民国政府（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政府）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激发了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形成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新热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法令、政府倡导使用国货及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作用尤大。“抵制外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要求。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征

首先，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其次，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比，力量十分薄弱。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外国资本仍然超过本国资本，例如外国资本控制了全国机器采矿的75％，日本资本控制了全国钢铁生产能力的94％。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民族工业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这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

20世纪初的民族工业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放松对中国经济侵略的空隙中的。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夕，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加上军阀混战，缺乏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使民族资本主义受挫。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制度的守旧与经济增长的缓慢。这一阶段包括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至洋务运动启动，闭关政策和天朝心态使得政府政策并未出现变动。尽管中外经济交往已开始扩大，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尚未形成。

第二阶段：制度变迁的启动与经济的初步发展。主要是指洋务运动启动至清末新政。制度变迁而产生的制度激励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制度环境的变化。在这一时期，政府成为推动工业化的主体力量，而财政贫困化使得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 

第三阶段：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两次高潮。民国以后，政府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制度化程度较之晚清有了质的变化。这一时期出现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一战期间）。国民政府初期（1927年后）表现出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工业化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达到了近代的最高水平。

第四阶段：长期战乱与近代经济的倒退。这主要是指抗战以后十三年。1949年与1936年相比，国民收入减少了26%，年增长率-2.4%，人均年增长率-2.87%。这十三年间中国经济所遭受的破坏是整个近代最为严重的，以致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历史的最低点。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特点

先天不足：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缺乏资本、人才、技术、市场和思想观念的准备。

后天畸形：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因而投资方向和发展主要在轻工业领域，重工业基础薄弱；且主要分布在沿海和通商口岸。这种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的失衡使民族工业呈畸形发展，未能形成独立（依赖性、殖民地性）完整的工业体系。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这是阻碍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近代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使民族工业的发展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