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演讲中，青年缘何要斗争

最后的演讲

1946年7月11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先生在昆明突遭暗杀，仅仅是四天之后，著名的爱国诗人、民主革命人士闻一多先生在发表“最后一次演讲”的当天下午于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李闻之死，中外震惊，令人捶心泣血、悲愤莫名，他们因何而牺牲，他们的牺牲又给当时的青年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在闻一多先生的“最后演讲”中去探讨“青年缘何要斗争”？

“李公朴先生四天前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犯了什么罪竟遭到如此的手段，他只不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他所写的所说的，恰恰是一个没有丢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无耻啊无耻！这是反动派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李先生赔上了一个生命，我们要讨回一个代价。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这是闻一多在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上的一次演讲，也是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演讲。

在闻一多先生的演讲中，我们的感受可以用义愤填膺来形容。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人民热切地期盼和平与民主，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进行了各种努力，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国民党反动派一心只想消灭共产党，蒋介石更是直接言明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为此，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悍然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加紧迫害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主人士。从“一二·一”惨案中，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位烈士的遇难，再到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被暗杀，就像闻一多先生批判的那样，反动派疯狂地制造恐怖，发动内战、破坏民主，他们真的太无耻了。

透过闻一多先生的演讲，我们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与血腥。闻一多先生在《最后的演讲》中专门提到“一二·一”惨案，1945年11月25日，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组织发动下，来自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师生与各种群众共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军队竟武装包围联大校舍，鸣枪恫吓群众。随后几天，为抗议反动派暴行，昆明31所大中学校宣布罢课抗议，并提出了一系列民主要求，但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12月1日，数百名特务和军人冲进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捣毁教具、劫掠财物，甚至用铁棍、刺刀和手榴弹残害爱国师生，酿成了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一二·一”惨案。“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李公朴以实际行动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斗争，闻一多更是愤怒不已，他亲笔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武力镇压学生的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 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正是因为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民主、反和平”的本质，以李闻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才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记恨与杀害。

在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现实的黑暗，还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这个曙光就是人民的力量。闻一多先生提到，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他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他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像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所提到的那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决定战争胜利的是人民。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要压迫中国人民，而努力求和平、民主、团结的共产党人要解放中国人民，人心向背，一目了然，孰是孰非，人民群众自会评判。

 

昂扬的斗志

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既让人感到了愤怒与不甘，又让人看到了曙光与希望。无论是“一二·一”惨案中的四位年轻烈士，还是李公朴、闻一多这样的民主爱国人士，他们都是为争取建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国而无畏生死壮烈牺牲的，他们展现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他们的牺牲又给当时的青年和时局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他们展现了一股不畏压迫、勇于斗争的精神力量，正是这股力量激发了青年们的昂扬斗志，推动了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毛泽东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在闻一多先生演讲的最后，到会的青年们紧握拳头，高声呼喊着“争民主 反内战”，这不由地让人们想起“一二·九”运动中那些奋勇抗争的青年壮士们，他们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口号走上街头，振臂呐喊，英勇斗争。正是这些青年斗士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和英勇斗争的精神才感染了社会各界，加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新事物通过斗争的方式赢得自己的诞生和发展，这是由矛盾的斗争性和新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毛泽东就是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总结出“矛盾的斗争是不断的”这一观点，不管是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李闻所处的时代正是人民解放事业的关键期，旧的反动势力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力量正在聚集，在这个矛盾转化的关键期，更需要斗争精神，更需要通过坚决地斗争来推动新的曙光早日到来。正像周恩来指出的那样，昆明“一二·一”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下来了，当年轻教员于再、联大学生李鲁连以及年仅17岁的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牺牲时，当西南联大女学生、中共党员潘琰高呼着“同学们团结啊”与世长辞时，不仅仅是昆明的青年学生，甚至时全中国、海内外的爱国青年们都愤怒了，觉悟了，他们纷纷走上街头，以罢课、游行示威等方式反内战、争民主、爱祖国，他们站在正义的一边，他们一定会胜利的，他们最终确实是胜利了。

通过斗争走向胜利是革命实践的必然路径。“保卫民主堡垒”“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些口号不仅是青年学生们的呼声，也是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全中国人民的心声。所以，在“一二·一”之后，为了声援学生运动，南京、武汉、西安、广州等整个国民党统治区都爆发了席卷性的群众示威游行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积极响应声援。

《解放日报》发文强调，昆明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遇害，更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正是这些在怒火中爆发出来的昂扬斗志，使得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当局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地位，失去了民心。

 

青年的斗争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当时的解放战争年代，独立自主、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建立，需要于再、潘琰这样的青年党员去不畏生死、勇敢斗争，而在今天的和平建设年代，同样需要我们青年人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实践要求，更是历史的鲜明昭示，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怀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情怀和斗争精神，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投身到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投身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艰苦奋斗当中，这才有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轨迹。行百里者半九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已然开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一代们，应当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迎难而上的斗争姿态去积极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中，从而真正担当起新时代赋予我们年轻人、赋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