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中国的出路是什么？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到中国人民面前。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他们当时认为，“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他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按照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最初的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他心目中也被认为是科学。这表明，初期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求适今世之生存”，而不是根本的社会改造。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包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着重指出的是，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他们并且认为，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自觉地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的勇士。通过批判孔学，他们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需要指出的是，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有着很大局限性。它的目的，还只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但是，历史已经表明，提倡资本主义并不能为中国指明一条可行的出路。
    事实上，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有些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李大钊在1916年5月即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他们所以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径，成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土壤。

★油画《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俄〕弗·谢罗夫创作）。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这场革命给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先进分子展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以前，中国思想界已经有人谈论过社会主义。从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来，资产阶级维新派如梁启超和革命派如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但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为人们所重视。那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表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路。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也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进而促使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总之，十月革命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左翼人士。十月革命后，他经过深入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从1918年7月开始，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毛泽东在当时说过，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这个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稍后，陈独秀也指出：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