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直接原因。瞿秋白曾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

中国的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他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1919年9月、11月，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在此前后，李大钊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他轮值编辑《新青年》时将其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一些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并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在国内发表。在美国留学的张闻天也发表《社会问题》一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得不很明显。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人（如李大钊等）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继续沿着资产阶级的道路走下去。

1919年7月，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他后来说过，他这样做“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推动一些进步青年去接受马克思主义。

这时发生的一个新的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也给予新的有力促进。这就是：苏维埃俄国政府1919年7月25日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冲破北洋军阀政府的新闻封锁，于1920年三四月间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这个宣言表示“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在中国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反响。长期饱受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有人指出：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

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宣称，“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他逐步认识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表明，陈独秀已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了。

第二种，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争斗》（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

湖南的蔡和森于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在1920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第三种，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五四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

五四运动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9]。事实上，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认识国家命运的工具来接受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中国的先进分子有个突出的优点：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去。由于在五四运动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部分学生领袖便“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在上海，陈独秀等人也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他们真正成了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就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