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

创作背景

词曲创作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4年秋，田汉为该片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词写完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1935年2月，导演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并承诺到日本以后，尽快寄回歌稿。

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歌曲命名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歌曲鉴赏

《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极富创造性的歌曲，作曲家聂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此歌的创作。首先，他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按照音乐的规律，处理得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在旋律创作上，他既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西欧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又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而使此歌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发挥其战斗作用。

歌曲开始是六小节进军号般的前奏。它具有铿锵的节奏、明亮雄伟的旋律，其中三连音的妙用，更增强了歌曲的战斗气氛。前奏虽然短小，但却蕴含着整个歌曲情感和旋律发展的基础。歌曲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一进行贯穿全曲，曲末并作多次重复，给人以坚定不移、势不可挡之感。

聂耳根据歌词分句的特点，把这首歌曲处理成由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所形成的自由体结构。虽然每个乐句的旋律、结构都各不相同，但乐句与乐句之间，衔接紧密，发展自然，唱起来起伏跌宕、浑然一体。

《义勇军进行曲》（简谱）

歌词第一、二句都是带有号召性的。作曲家把这两句旋律按“5—1—3—5”的上行趋势处理，特别是节奏的安排，采用了后半拍起句，更能给人以紧迫感。歌曲由第二拍弱起，并作四度上行跳进，显得庄严雄伟而又富有推动力。

歌词第三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全部歌词中最重要的警句。聂耳在这里不仅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强音，而且创造性地在“中华民族到了”之后，突然休止半拍，从而使“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得到突出的强。

《义勇军进行曲》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恨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外侮面前勇敢、坚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

 

社会影响

1935年，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定期安排播放该曲。此外，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该曲。并且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义勇军进行曲》被灌录成唱片并翻译成不同语言，歌名则大多翻译为《起来》（CHEE LAI）。

国民党很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该曲定为该师的军歌。张学良于西北练兵时，特别强调了士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重大意义。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在集会上、在游行中都演唱了该曲。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同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获释时，和数百名前来迎接的群众一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官兵在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的带领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该曲，并在1941年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其撰写了序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1944年，马来西亚的一支由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将其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故事片《龙种》，《义勇军进行曲》英文版被选为电影插曲。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表中国的歌曲。美国将该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台湾光复初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台湾人学国语外另一项重要学习内容。1946年，基隆中学师生举办示威游行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47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台湾当局列为禁歌，直到两岸关系缓和后才解禁。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该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由晋察冀军乐队演奏，总共演奏了十余次。

 

国歌历程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由于没有如期拟定出国歌，会议于9月27日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十年动乱期间，该曲词作者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导致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不能唱歌词。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国歌曲子仍然采用聂耳谱写的原曲，而歌词由集体重新填写。

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决定恢复国歌原词，撤销该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歌曲争议

歌词创作争议

有观点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雏形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军歌，其中抚顺清原抗日武装“血盟救国军”的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相似度很高。《血盟救国军军歌》由孙铭宸作词，张显铭谱曲，原词是：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不能亡国！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因此，部分观点认为，田汉很可能收集到包括《血盟救国军军歌》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军歌作为创作素材。

有报纸报道，夏衍对该曲的原词进行过修改。1982年，夏衍接受采访时澄清，真实情况是因为田汉写原词的纸有些字被水浸湿了，他怕别人看不清楚，在旁边对歌词进行了誊写。

曲调创作争议

有观点认为，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来源于辽宁义勇军军歌。据史料记载，1933年2月底，聂耳到达建平县的朱碌科镇，慰问驻守在那里的辽宁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亲眼看到了义勇军血战突围归来的景象。此外，在1942年5月出版的《歌林二集》中，《义勇军进行曲》被改编成了《总动员进行曲》，而且在歌名下方特别标明：《义勇军进行曲》原调。

歌词修改争议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会议上，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得到了梁思成、周恩来等人的赞同。但郭沫若、田汉等针对于该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认为不符现况，应当修改。张奚若、黄炎培等提出反对意见。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赞同“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从而决定不做修改。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文认为，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仍然受“文革”左的思想影响，有些人提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由集体填写的歌词。改定国歌歌词后，社会各方面对此一直有不同意见，要求恢复国歌原来的歌词。1979年，陈登科在1979年6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要求大会讨论是否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后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四次、五次会议上，陈登科坚持地提出该议案，最终在五次会议上得到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