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实的阶级基础。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曾不断出现过反复：从“文革”时期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到“文革”后曾流行一时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论；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的提出，到今天部分人又认为工人阶级是“改革的阻力”，主人翁变成了“主人空”……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已成为中国如何面向未来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不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就不能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原理，阶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衡量一个阶级先进性的标准，只能看它是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思想意识是不是体现了先进文化；作为客体本身的阶级能否与时俱进。
当今中国，正呈现跳跃式发展，在走向工业文明的同时，信息文明已如初升旭日。
那么，是谁引导着这种文明的走向?谁是这种文明进步的主体?
答案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这不仅表现在工人阶级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上，而且表现在引领文明走向的主体上。没有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没有工业的现代化和信息化。
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使得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尚在形成之中。从社会这个集合体来看，人们崇尚的恐怕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淡泊名利、拼搏奉献；人们希望的恐怕还是每一个公民都能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以使整个社会能够和谐、有序和进取，而这些正是工人阶级思想意识最普通也是最本质的体现。几十年来，社会所倡导的健康的文化价值理念,无不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先进思想的典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社会流动，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结构的变更；分配形式的多样化以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和对知本的认可，又拉开了工人阶级内部收入的差距；市场竞争客观上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企业家和经营管理人员，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工人阶级由原来的整体同一性分化成不同的阶层。这种分化本身，正说明中国工人阶级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与时俱进，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在阶级转向了自为阶级。
所有这一切，不都说明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吗?!
事实上，对工人阶级先进性的法律认知和制度认知，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劳动法》、《企业法》等在改革开放中制定或修定的法律，无不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地位、作用、责任、义务和权利；从理论上对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的认同，到实践中像首钢、邯钢等企业实行的人本管理，也无不说明工人阶级在改革中的作用。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认为工人阶级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已经成为“改革的阻力”呢?
问题就出在思想方法上：即把工人阶级与作为其一部分的普通工人画等号，又把工人的外延限定于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再把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分化与工人阶级的成长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中少数工人为改革作出的牺牲视同对改革进程的制约，这就是有些人对工人阶级先进性认识上的误区。不走出这个误区,就必然会带来对党的阶级基础的削弱和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
怎样认识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出现？阶层的分化对阶级的进步是起着推动的作用还是起着制约的作用？不解决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认同问题，就没有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与和谐，党的阶级基础就有被分化或弱化的危险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的发展，在催生了其它的社会阶层的同时，也成为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产生的助产婆。
从80年代初，福建55位厂长经理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给企业松绑开始，放权、让利、承包、转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改革措施的出台，客观上提供了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土壤；而年薪制、期权制、股权制等分配方式的出台，则为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创造了市场条件。社会对企业家阶层认识已日趋成熟；而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又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知识分子从当年的“臭老九”，成为今天市场竞争致胜的人才，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折射出知识的价值。科学技术知识成了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理所当然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群，通过市场竞争的渠道，进入了企业的管理层，形成了人们所称谓的白领阶层，从而为企业的竞争和发展注入了科学技术知识的高附加值含量。
竞争的压力，就业的危机，平等的机会，能力与报酬的关联，使一大批普通职工奋发进取，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相当一些人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进入了企业家、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阶层。中国工人的“大老粗”形象在发生质的嬗变。
无论企业家阶层、管理者（白领）阶层或是普通职工（蓝领）阶层，都是由市场催生的职业分化的结果。这种分化是一种职业分化而绝非政治性分化，因此，不能允许那种把基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不同阶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行为。
阶层的分化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地位的弱化和阶级的分裂。因为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有着同一的政治主张：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起着领导的作用；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发展本阶级的利益；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有着共同的收入来源方式：以按劳分配为主，以知识和能力获取报酬。所不同的只是在本阶级内部从事的职业不同和具体收入不同而已。也正因为有这种职业和收入上的差异，才有了竞争和活力。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在整体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具体利益的差距，成为推动自身素质提高的杠杆，而不同阶层奋发向上的竞争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推动力。
既然实践已证明，工人阶级是改革的动力和发展的主力，为什么还会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改革的阻力”呢?
这里关键有一个阶级认同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工人阶级的同一性在社会上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致在阶层分化的情况下，一些工人的思想意识里往往把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排斥在本阶级之外，以为工人阶级就是工人；而一些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也没有从思想上主动认同自己的阶级属性，似乎自己属于这块土地上的另类，一谈到工人阶级就是你们工人如何如何。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对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以及社会对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都是一种致命的伤害。
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既承认不同阶层的差别性，又增强不同阶层对整个工人阶级内部的阶级认同感，已成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维护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是确保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内涵与外延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样认识这些变化？不搞清这些，就不能理解工人阶级的品质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定位
中国的工人阶级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加快工业发展，数百万农民一夜之间就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今天工人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尽管主要仍源自于农村和农民，但产生的方式却已由行政命令变为市场竞争。
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80年代城市和企业大规模建设的上马，苦脏累工种人员的匮乏，导致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市政建设的生力军。经过市场的洗礼、实践的砥砺，农民工既保持了农民吃苦耐劳的本色，又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开拓创新和奉献精神，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农民工中的精英进入工人阶级队伍，增加了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而真正拉动工人阶级内涵提升的，则是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登上了政治舞台和市场经济的前台。
历史上，知识分子从不属于哪个特定的阶级，他们中绝大多数抱憾报国无门。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人所掌握的知识，又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潜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推崇，工人阶级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武装，而知识分子又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才能施展自身的才干。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
农民工中的精英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市场竞争的杠杆推动着工人阶级不断开拓创新，所有这一切，必将导致一代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这，也正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没有与时俱进的工人阶级队伍是不能建成现代化国家的，而内涵与外延不断与时俱进的工人阶级，也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未来，领导民族复兴的伟业，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正确认识工人阶级这一时代品质，才能准确地理解工人阶级在当今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历史方位。
工人阶级推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对工人阶级自身形成了冲击。在这种撞击与反射之间，工人阶级在总体上与时俱进、总体受惠的同时，一部分普通工人承受着改革的阵痛，甚至垫付了改革的成本。怎样正确认识这部分人的作用，成为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解开的一个结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企业改革的帷幕。由承包制开始，首次触及平均主义的核心──两个大锅饭，几十年倡导的按劳分配成为现实，企业内部收入档次拉开，学历、能力的差异开始形成，“脑体倒挂”现象开始缓解，利益驱动成为激发活力的巨大杠杆，企业的自主性和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以80年代末沈阳防爆器材厂的破产为先导，80年代初新劳动合同制的普遍推行为标志，实现了劳动关系契约化，带来了行业间、企业间、城乡间劳动力的大流动，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调整、劣势企业的退出、就业方式的转换、技术结构的变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冲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使部分职工下岗失业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市场配置就业，使职工在走向自我解放的同时，承受着新就业方式分娩的阵痛，而失业的压力又使市场作为一个巨大的杠杆，带动着职工在困境中奋起。
党的十五大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论断、关于其它经济成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推动了劳动就业问题上的新一轮思想解放，拓展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空间，相当一部分国企工人在下岗之后，又走上了民营企业的就业岗位。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
而所有这一系列的改革，工人阶级都是改革的主体。没有工人阶级的参与、支持和推动，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中，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经济上得以受益，素质得以提升，潜能得以发挥。可以说，工人阶级推动了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又锻造了工人阶级新的品质。
然而，勿庸讳言，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从事简单劳动的工薪阶层，有相当一部分人技术储备不足、年龄偏大，观念也相对滞后，面临下岗和失业的危机。国企改革的阵痛主要由这部分人承受。而这一群体数量的扩大，对社会稳定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始终以奉献精神、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直面挑战，在阵痛中提升自我，在涅槃中实现再生，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博大胸怀。少数职工的失落感需要正视。有失落感说明他们在关注自身利益落差的同时，也在关注着市场的规范化和社会公平，说明改革的深化需要制度上的完善。
时代不会抛弃改革成本的垫付者，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各级政府纷纷确立最低生活保障，千方百计扩大就业门路，正是对他们支持改革的反哺。
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既不能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那种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的魔鬼之路。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又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任何一项改革举措的出台，就不能不坚持确保大部分人受益的原则。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如何让人民群众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如何探讨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途径，已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且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毕竟，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从长远来看，还必须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逐步解决基于分配格局的无序而引起的分配不公，让人民群众公平分享改革成果。这才是我们对那些为改革大业作出牺牲者的合理回报。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工人阶级改革行动的纪实。市场经济是个大熔炉，它锤炼了工人阶级的品质；市场经济是个大杠杆，它带动了整个一代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从内涵到外延的嬗变与升华，无不说明其作为党的阶级基础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怎样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决定了怎样认识党的阶级基础的先进性，决定了怎样认识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如何走向未来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主要依靠谁的问题。
中国农民的“凤凰涅磐”
?? 两千多年来，农民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农民阶层开始迅速分化和迁徙。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现象是，农民工以乡镇企业为跳板异军突起，义无反顾、势不可挡、坚忍不拔地行走在城乡之间，并以工人阶级后备军和城市居民预备队的姿态，执着而耐心地等待着社会的认可。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最伟大的“凤凰涅磐”，是中国产业工人划时代的整体性更新。
我国目前有多少农民工？
四川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农民工数量的巨大。一份详细材料表明，2004年四川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这1490万农民工大军，正巧与北京市总人口相等，意味着四川有30%以上（江西、福建高达4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跃出农门”，这个数字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其中，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0%。这说明了他们告别农村的决心和勇气。不仅如此，四川2005年上半年的情况更让我们关注。截至6月份，全省有1537.36万农民外出务工，同比增加333.06万人。四川这种动态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民工潮发展的强劲势头，这种数量的增长是历史上不多见的。
那么，全国农民工到底有多少呢？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在统计概念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综合各方面因素保守地进行推算，目前我国农民工大概超过1.8亿。当然，也有专家估计，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亿左右。
农民工属于什么阶层？
这些年来，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人们都习惯于把农民工与农民相提并论，似乎农民工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事实上，农民工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在迅速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据了解，在浙江，一些进城10多年的农民工，现在成了企业的中层干部，名副其实的高级“白领”。他们在城里建功立业、娶妻生子，尽管其身份还是农民，家里还有1亩或者几分地。一些农民工无论是职业还是观念，都已经不是农民，甚至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了。他们不但是现代产业工人，其中优秀分子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技工。据浙江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在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中，技术人员占14.8%，中层管理人员占10.1%。这个比例说明，农民工除了身份和名分之外，与“农民”这个概念越来越远了。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判断非常正确，意义重大。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农民工正在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当然，这种分离和融入还处于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渡期，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工的农民“血统”还会延续下去。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证明，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正像“涅磐”中脱胎换骨的“凤凰”，此时此刻最需要社会给他们一对展翅高飞的双翼。农民工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乃至得到应有的满足。
农民工处于何种生存境况？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
作为“廉价劳动力”，农民工工资水平低。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就业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资，企业还是想方设法拖欠。这在建筑行业是普遍存在，在其他行业也屡禁不止。
涉及工资和工时问题，农民工不得不跳进计件工资和加班加点的陷阱。在浙江一个拥有5000多名农民工的大型民营企业，农民工每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假如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干活，拿到的计件工作肯定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吃饭都不够。一些中小企业里农民工的高工时、超负荷问题就更为严重。
另外，农民工是工伤工亡的高危人群，安全事故频繁发生。无论是输出地还是输入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都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甚至高度危险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