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坚持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实线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社会制度建立之后，要永葆其生机和活力，必须不断地清除因历史因素的影响，积淀形成的某些僵化的体制和制度，这就需要社会主体因素不断地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不断地冲破墨守成规的思维方式的羁绊。 

       没有新的观念，就不可能有新的思路；没有新的思路，就不可能有新的举措；没有新的举措，就不可能有新的成效。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党从建党便开始了积极探索，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直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有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也不会有新中国的诞生。 

       改革开放30年发展史证明，解放思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明确方向，坚定步伐，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应对复杂矛盾、解决现实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真正的吸纳全世界的优秀成果，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国富民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中国。 

       党的十七大主题之一便是解放思想。十七大报告深刻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又是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问题的深刻揭示；既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意义，又具有特殊性的现实内涵。“境由心造，事在人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形成新思路、拿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 

       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胡锦涛也强调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有所发现，有创作，有前进。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解放的条件下，我们又取得了新世纪新阶段的新成就。 
解放思想是常提常新的事情，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同时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解放思想。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的方法。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挑战，全面认识工业，信息，城镇，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正确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方针政策，奋力开创中过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所以说，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前后后

　　1978年5月10日，胡耀邦同志创办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此文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背景和酝酿准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实际上宣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产。那时，我们的国家可以说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面临着全面拨乱反正的特定历史任务。这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顾忌。但是，在当时迷信盛行、思想普遍僵化的条件下，要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并加以纠正，就很艰难。一方面，许多人思想不通，疑虑顾忌很多；另一方面，当时有些领导人坚持“左”的立场，进行阻挠。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由来：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出了名的“两个凡是”。这“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要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理论和决策。大家知道，打倒刘少奇同志、撤销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职务、定性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等等，都可以说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按照“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我们的国家就很难前进。这篇社论是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组织撰写定稿，经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批准发表的。 “两个凡是”一出来，就遭到许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非议和反对。如果“非议和反对”只是作为牢骚，那么对批判“两个凡是”变革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没有用的。应该形成“理论的文字”，在有分量的“理论刊物”上发表出来，才能对社会有所触动。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稿，在1977年10月寄给《光明日报》，没有立即发表。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有些报刊开始从理论上彻底地、系列地批判“两个凡是”。比如《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撰写了《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1977年3月2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文章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另一个刊物是胡耀邦同志创办的一个内部刊物《理论动态》。1977年3月胡耀邦同志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非常关注思想路线的问题，创办这个刊物，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个刊物的文章都是由胡耀邦同志定稿的，每期刊一篇文章，五天一期，发送给中央领导人和领导干部阅读。《理论动态》上连续刊登了这些文章：《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文风与认识路线》，多角度论证“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观点。 1977年12月耀邦同志指导几位同志起草了一个总结 “文化大革命”经验的文件，这个文件提出，研究的指导原则：第一是以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4月，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中央党校将这个文件（征集意见稿）发给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八百学员（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骨干）进行讨论。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这也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 中央党校的八百名学员热烈地讨论了胡耀邦同志指导撰写的文件。讨论中产生了分歧。有些人支持“实践标准”，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话、决策也是标准，实质上支持“两个凡是”。如何引导这场讨论走向深入，使人们的思想在讨论统一到实践标准这一点上呢？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同志，决定撰写一篇论实践标准的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文章的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要求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同志具体撰写。
（2）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稿约在1977年10月寄到《光明日报》，没有立即发表，但引起了重视。1978年4月孙长江同志在吴江同志指导下撰写了一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把这两篇文章综合到一起。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1版全文发表《实》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同日，新华社作为“国内新闻”第一条全文转发此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批评了“两个凡是”，说出了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不便说的心里话，将许多人隐隐约约地感到的问题挑明了，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同时，那些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对这篇文章横加指责，扣上了“砍旗”的大帽子。
5月12日晚11点，《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志正在值夜班，接到了吴冷西同志（“文革”前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那时胡绩伟是副总编辑）打来的电话。吴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胡绩伟当即将情况通报给胡耀邦同志。 5月13日，胡耀邦同志在家中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由胡绩伟向大家介绍那个电话的内容。大家断然批驳了“砍旗”的指责，并表示要写文章批驳。胡耀邦同志则要求理论动态组写一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从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的高度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潮。
　　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实际是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争论），就这样开始了。 
（3）邓小平的有力支持和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当时，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他们从一开始就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横加指责和压制，企图阻止这个讨论。 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在中央领导人中率先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态度鲜明和坚强有力的支持。
1978年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几位同志谈话时尖锐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心是讲实事求是。深刻地批评了“两个凡是”。这个讲话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有力支持。 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找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同志谈话，给他打招呼，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了。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位宣传部长并没有照办。 
　　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同志又找胡耀邦同志谈话，询问了有关情况。他对耀邦同志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访朝归来，随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期间，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猛烈抨击“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来点火的”，他点燃的，是思想解放之火，是烧毁一切禁锢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的真理之火。 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极力推动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4）大讨论的意义 这一场大讨论中，胡耀邦同志是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同志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罗瑞卿、谭震林、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坚决有效地给以支持，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意义非凡：
1、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存在多年的个人迷信，破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使多年沉闷的空气活跃起来。
2、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否定了语录标准、政治权威标准，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分辨是非、判断正确与谬误的能力。
3、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