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涵义和长期性依据

       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我国情况来看，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即从二十世纪中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含着下述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前一层含义阐明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后一层含义则阐述了我国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层含义是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的。正确把握国情必须全面地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把社会性质同它的发展程度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着重强调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历史阶段，即不发达阶段。 
       第一层含义，表明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表明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过渡时期或别的什么社会发展阶段。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是由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条件所决定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那样，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逾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我们不是在现代化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而是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在来搞现代化建设。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从总体上看，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是由我国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决定的。

       总之，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十分重要。首先，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有助于我们克服急躁情绪，实事求是地建设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次，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要求我们埋头苦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目标已经明确，我们就应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项历史任务。最后，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有助于我们树立信心。既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能灰心丧气；既有雄心壮志，又在实践中脚踏实地。

贫富鸿沟挑战中国

　　以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为标志，中国开始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起点，既可能成为加快发展的“黄金发展时期”，也可能因为对各种矛盾处理不当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时期”。其中，收入差距问题是这个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但另一方面，世界一些国家在这一发展阶段的经验表明，这一阶段，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不同资源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以及差距的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 

1．基尼系数亮起“红灯” 

　　在北京，一桌满汉全席标价36万多元，其中一瓶酒的价格是3.2万多元。同样在北京，2003年1-8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市民，每月可以领到的低保金月人均标准是233元，这个标准在全国是较高的，2003年全国城市人均最低生活保障金约为56元。 
　　36万元与56元之间，其商约为6429。也就是说，一桌满汉全席吃掉的是6429个城市贫民一个月的生活费。当然，这是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 
　　2003年财政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了1.62倍。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居民之间收入差异程度的重要指针。其经济含义是：在居民收入中不平均分配的部分占全部居民收入的比重。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对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各部分、各研究机构测试出的结果不尽相同，低的为0.43左右，高的甚至超过0.5。

2．贫富分化新特点 

　　近年来我国贫富分化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是从总体上看，分化程度上升，但上升的速度比90年代中期减缓些。最富有的20%人口占收入的53%-56%，20世纪90年代初为48%左右；最穷的20%人口只占总收入的2%-4%左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5%-7%。 
　　二是财产的集中程度高。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38%-40%的财富，若缩小人口比例，财富占有的比例进一步提高，最富有的5%的人口占财富的25%-30%。 
　　三是区域间分化严重。2002年，按2000年的价格标准，西部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东部3省（广东、江苏、浙江）低367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低2511元。 
　　四是城乡分化达到历史最高期。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3.7-3.9倍。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分化严重，尤其是农村内部的分化是彻底的，调控手段和调控能力严重缺乏。 
　　五是从总的社会结构看，中国的金字塔社会没有改观。农村的贫穷解决不了，金字塔社会就存在。中国社会是一个中间阶层严重欠缺的社会，中间阶层只在少数大城市存在，这还不能把外来人口计算在内。 
　　六是非正规就业是中下层就业的主要形式，在7.1 -7.2亿的劳动人口中，只有大约近2亿人进入正规就业体系，但现行政策却往往是打击非正规就业的。 

3．“仇蠹”心结 

　　如果说由单纯市场作用导致的贫富差距还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并可以通过再分配进行调节，那么另一些 “致富”手段就有所不同了。 
　　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发了一通有关贫富分化的牢骚：“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话没错，可你看看有些富起来的是什么人？有权有势的，或是巴结权力、贿赂权力富起来的！”但如果是凭真本事富起来的呢？他的回答十分干脆，“那咱没得说！” 
　　有人曾用一句“不是仇富，是仇蠹”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专家们眼中，在各种导致贫富差距的因素中，尤以腐败和非法致富最“令人憎恨”，也最容易引发社会危机。 
　　可见，在导致贫富分化的几个因素当中，腐败是导致群众不满、激发矛盾的最主要因素。他认为，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4．关注老百姓的承受力 

　　就中国的状况而言，老百姓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目前还难以判断。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历史上中华文化中的“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一直很强，因此，目前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很大的压力了。另一方面，与改革前相比，老百姓承受压力的能力也确实大大增强，对于贫富差距显示出了相当高的容忍度。如果我国今后十几年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那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像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曾经于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由于城乡差距急剧扩大，规模最大的农民阶层利益受到损害，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而少数权势阶层则大发横财，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乃至引起社会动荡和暴力。 
　　中国千万不能走这条路，经济与社会一定要协调发展。2003年最大的成就是，党中央提出和实现了发展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