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坚持党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的政治领导，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些都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 

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是辩证统一的。如果说坚持党的领导所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事业要不要党的领导，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那么，改善党的领导所要解决的则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好地实现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问题。不坚持党的领导，就谈不上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因为： 

第一，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历史性大变动之中，为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当今世界，形势复杂，竞争激烈。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党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团结和带领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从国内看，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之中，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党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和具体制度不加改进和完善，党就难以适应新的要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经说过：“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这个精辟论断，对于我们理解新形势下改善党的领导的必要性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好的领导制度、方法和优良工作作风，都是应该继承和继续发扬的，但有的要随着任务、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进、补充和更新。如果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势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的领导和战斗力必然会受到削弱，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成为空洞的、没有感召力的口号。 

第三，从党的自身状况看，目前，我们党的实际状况同党肩负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荣使命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现象，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损害了党的战斗力；在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方面，一些党的组织不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领导工作涣散软弱，治党不严，一些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不高，某些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的领导制度方面也都存在着不相适应的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加以解决。 

当前改善党的领导，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切实实施这一方略，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必然要领导人民遵守、实施宪法和法律，党自身的活动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并成为遵守、实施宪法和法律的模范。这样才能把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 

其次，要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与当时党所面临的任务和所处的环境是相适应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较长时期内仍沿袭了这种体制和领导方式。实践证明，以党代政，党的组织直接包办一切的领导方式，不利于充分发挥政权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的积极性，势必严重妨碍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改革领导体制，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系统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是通过发挥政治影响、推荐重要干部、管好权力机构中的党组织和党员、提出有关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并使之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因此，在执政过程中，党政有各自的职能，不能随意混淆或合一。 

最后，要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面对形势和任务的不断变化，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建立最大限度地及时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要求、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制度和机制，促进党的民主和科学决策，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为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必须把严格执纪执法和加强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建立并完善思想道德建设和党纪国法约束这两道防线，形成从严治党的管理约束体系，切实解决在党的建设上失之于宽和疏于管理的问题。坚决惩治党内腐败现象，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纯洁。

毛泽东进京“赶考”的答卷

???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乘车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北平时，对中央总部的一些同事说：“我们去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毛泽东接着说：“但愿我们能考出好成绩，不要退回来，我们不做李自成。”

毛泽东把从西柏坡去北京城比作进京赶考，那么毛泽东进京以后考得怎样？交了份什么样的答卷？

 答卷一：布衣平民装

革命战争年代，生活条件艰苦，毛泽东始终和战士一样穿着简单。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常想给他添制些新衣裤，毛泽东却说：“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多一发子弹。”

进了北京城，毛泽东成了国家主席，可以说是权力无上了，要做几件像样的衣服又算得什么!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又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有条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的事！”他依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勤俭节约的作风，一身布衣平民装。

1949年4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在接见张澜前，他吩咐卫士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点的衣服换换。”

李银桥在毛泽东的家当中选了又选，就是找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李银桥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劝慰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张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会见了张澜、沈钧儒、李济深等知名人士。

进京以后，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他和他们一样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一样为国家为民族的繁荣富强而艰苦奋斗。据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从1953年到1962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

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在毛泽东日常生活用品的存物中，有打了70多个补丁的睡衣，打了 50多个补丁的毛巾被，有打了大块大块补丁的内衣内裤，有接长和加肥的棉毛衫、毛衣毛裤，有补了又补的被单和棉纱长袜子，还有连鞋匠都不愿修理的旧拖鞋等。

答卷二：正人先正己

 1949年9月上旬，程星龄(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一位小同学)随程潜、陈明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前一天，程星龄特意去中南海拜会毛泽东。走进毛泽东的居室“菊香书屋”，程星龄感到十分惊讶!他见毛泽东的住所陈设十分筒陋，便忍不住对毛泽东说：“胜不骄，败不馁，永远保持创业时期艰苦朴素的本色，是使国家民族兴旺的根本，但我这小同学却感到你这办公室里，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菊香书屋’之名不副了。”毛泽东听了大笑说：“我刚到这里时，盆花很多，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你说这行吗?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国民党不同的也在此。所以我说，过去我管不着，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代表来。他们来了，要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当领导的一定要带好头，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 

摆几盆鲜花虽然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这些生活小事上也可以看到毛泽东身居高位，一尘不染的品德。

毛泽东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格家教，要求子女不搞特殊。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时，毛泽东只邀请了几个开国元老吃顿便饭，而且饭菜还是毛岸英、刘思齐自己操办的。新房是机关里的一间普通的平房，床上只有两条被子。其中一条还是儿媳从娘家带来的嫁妆。毛泽东给儿子唯一的新婚礼物只是一件他穿过的大衣。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上大学后，都是在学校寄宿就餐，只有星期六才回家。

答卷三：不搞裙带关系

 旧中国官场上搞裙带关系已是司空见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成了当时的真实写照。毛泽东进京以后，首先破了这条官场上千百年来破不了的常规。

文运昌是毛泽东二舅的儿子，是毛泽东的表兄，1910年毛泽东去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文运昌是引荐人和担保人，并积极向毛泽东推荐《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对毛泽东接触新思想起过重要作用。1950年初，毛泽东的另一表兄弟文南松写信给他，要他出面给胞兄文运昌介绍个工作。毛泽东给文南松回了信，信中写道“……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就这么一个表兄，毛泽东也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谋取一官半职。

 答卷四：说到做到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敌人用糖衣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确实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于是贪污腐化起来。对这些腐败分子，毛泽东履行了他的诺言，给予了严肃惩处。

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都是30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8年抗日战争和3年解放战争中，都曾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斗争，建立过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一年时间，刘青山、张子善便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下腐化起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贪污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共计171．6272亿元（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现人民币1元）。

案件揭发后，党内有人出来想找毛泽东说情，认为刘、张虽错误严重，当判重刑，但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可否给他们一个改造机会，不枪毙。毛泽东知道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于是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极刑，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开国第一刀”。

这“开国第一刀”表明了毛泽东反腐倡廉，不做李自成的决心。这一刀震动了全国，也震惊了全世界，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教益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