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台湾省总面积为36000平方公里，包括台湾本岛及兰屿、绿岛、钓鱼岛等21个附属岛屿，澎湖列岛64个岛屿，以及目前为台湾当局控制的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 

 台湾位于祖国东南，由台湾本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钓鱼岛、赤尾岛等组成，是我国第一大岛屿， 陆地面积为35989.76平方公里，人口2000多万。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的历史与大陆的历史紧密相连，一脉相承。三国时期东吴就派将驻守台湾。宋元时期在台湾设立官制。1604年至1661年，台湾一度沦为荷兰、西班牙的殖民地。1662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1885年又撤府设省。1895年由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中国政府再度收复台湾。1945年10月，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当即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当局“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完全无权代表中国。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至台湾，并在美国的支持下一直统治台湾，造成台湾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状态。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的产生及迟迟得不到解决，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中国诞生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孤立、遏制的政策，从政治、军事、经济上扶植台湾当局，武力干涉中国人民完成统一祖国大业。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借口朝鲜战争，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从此开始了美国直接使用武力阻挠中国领土统一。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美蒋于1954年12月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1979年1月1日美国在建交三原则（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从台湾撤军）的基础上，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后，美国阻挠我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表示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只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另一方面继续阻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建交不过三个月，美国国会竟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根、同宗、同源，继的是相同的文化传统。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1949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峙，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党在新世纪肩负的一项崇高使命。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 

二、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 

     党对解决台湾问题，在建国初期主要是立足于做好军事准备，同时也对和平方式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一方面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另一方面，也加强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加速建设空军和海军，为解放台湾做好军事准备。同时，坚决反对一切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破坏活动和侵略、干涉、分裂中华民族的反动图谋。 

1949年初，毛泽东对台湾问题就做了认真深入的思考。1月，蒋介石“引退”前夕，开始着手实施“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中共领导人很快得知了这一情况。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分析中国革命将会遇到的困难时，将台湾问题列入其中。毛泽东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退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 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尚未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已经提出和形成。3月15日，新华社发表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指出，“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它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时评强调指出，台湾不解放，就有被外国分裂的危险，祖国不统一，“台独”势力就会猖獗。美帝国主义攫取中国领土台湾的目的是为了“作为将来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跳板”。而国民党反动派“也梦想托庇于美帝国主义的军事保护下，把台湾作为最后的根据地”。时评是中共首次公开宣示“解放台湾”的文献，反映了中共对台湾问题长远的思考。 

同年6月，毛主席给第三野战军领导发去了一封指示电，正式提出了要解放台湾的任务，并要求三野迅速展开准备工作。之后，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成立了前线指挥部，任命粟裕同志为总指挥。毛主席还指出：攻台要解决制空权和制海权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准备攻取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都备，即可成功。二者极强，则把握更大。”1949年12月31日，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解放台湾是1950年的主要任务之一。 

从当时情况看，党中央、毛主席定下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主要有四方面考虑：一是，解决国家完全统一的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目标。这个任务不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乘胜完成，将给新中国留下隐患；二是，我们夺取全国政权后，恢复国民经济，从事国家建设，已成为重要任务之一。若不以军事手段尽快地拔除反动派退踞的这个最后堡垒，华东和华南的海上运输和空中安全将受到威胁；三是，蒋介石刚刚撤到台湾，立足未稳，军心涣散。而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已占有优势，攻取台湾应该说有较大的胜算；四是，当时美国对蒋介石失去信心，想放弃对蒋帮集团的支持。这正是我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大好时机。 

上述四个方面，前二个考虑是必要性，后二个考虑是可能性。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部署是，用第三野战军的全部和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准备攻取台湾，发起攻台作战的时间几经调整，最后定在1951年。但是，由于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我战略重点被迫转向东北，解放台湾被抗美援朝所取代，使这个任务不得不搁置下来。 

1953年7月朝鲜停战之后，武力解放台湾的任务再次提上了日程。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从1954年7月下旬开始，中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运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也发表联合宣言。一时间，“解放台湾”成了各种重要活动中突出强调的主题，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与政治攻势相配合，人民解放军于" 月开始炮击金门。当美、蒋注意力集中于金门、马祖之时，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初一举攻克一江山岛、大陈岛等浙江东部的全部岛屿，拔除了国民党军队借以对大陆沿海进行挑衅、捣乱和破坏的据点。炮击金门和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军事斗争，不仅沉重打击了台湾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和立场，还引发了国际舆论对台湾问题的密切关注，它向世界表明中国绝不承认此时美台已经签署通过的《共同防御协定》；也向美国政府表明插手台湾问题的危险性。 

三、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1955年春天以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要发展，使再度调整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成为必须。首先，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1954年日内瓦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订，中国南部边陲安全得以巩固，1955年4月著名的万隆会议召开，会议在提出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亚非国家进一步认识中国爱好和平的愿望，减少了对中国的疑惧，中国外交的拓展打破了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孤立和围堵。其次，台湾岛内政治局势明显变化。1954年12月2日，美台《共同防御协定》签订，无疑给中国解放台湾再添障碍。美国对台湾的扶持，是台湾借以同大陆强硬对峙的倚恃。虽然，台湾当局苦于美国无心武力助其反攻大陆，在政治上、感情上都难以接受美国欲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分离企图，但岛内政治局势稳定毕竟更重要。第三，台湾海峡局势复杂化。美台《共同防御协定》签订。美国的意图是：保持台、澎现状，使美国控制台湾合法化，制造“两个中国”，最终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第四，中国大陆正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迫切需要营造和平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也成为必要。1955年4月，在亚非万隆会议上，中国政府在调整对美政策，推进中美会谈的同时，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对于毛泽东来说，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1955年4月突然决定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张治中先生就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着手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开展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前，在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大张旗鼓、有条不紊展开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和平解放台湾视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可行之路，有所考虑、有所安排。不仅安排了合适人选着手“刻意经营”，还力求收到成效。正因此，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可以在初步考虑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基础上从容应对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明确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个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 争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标志着中共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的重大转变。7月30日周恩来重申：“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化，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1956年1月30日，在三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10月1日毛泽东说国共两党“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可合作第三次”。1957年初，毛泽东又提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杜绝关系，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1957年4月毛泽东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进一步发展和概括，也是“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具体化。关于国共再次合作的主张以国家统一、民族振兴为立足点，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社会政治的现实思考。为了促使台湾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新成立的对台工作办公室，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对台工作，沟通两岸关系，传递和谈信息。随着实际工作的推进，先后制定或提出了诸如“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省亲会友”、“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妥当安置有代表性人士参加中央政府领导工作”、国共“对等商谈”、台湾“高度自治”等等具体政策和相关思想，初步勾画了国共合作“和平解放台湾”的轮廓。 

对于中共的“和平解放台湾”呼吁，台湾当局经过长时间考虑后有所回应。1957年4月“立法委员”宋宜山受台湾高层之托作北京之行。宋宜山返台后，曾将其同周恩来、李维汉商谈的详细情况书面报告蒋介石。由于对和谈并无诚意，蒋介石对宋宜山的报告自然不感兴趣，对中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倡议没有作出明智的、有实质性的反应。大陆方面则由于1957年6月以后开始了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对台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虽然，毛泽东在一些外交场合仍然强调“要同台湾进行和谈”，但本无和谈诚意的台湾当局，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大”公然提出：台湾的形势已由保卫和建设台湾，演进为“策进反攻大陆”。台湾当局如此强化对大陆的敌视和对峙政策，不仅反映了台湾高层大陆政策策略的僵硬，同时也反映了两岸和平统一之路的曲折、艰辛和漫长。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虽然存在着外国武装干涉，但毛泽东、周恩来仍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祖国统一的设想。1955年，周恩来在与缅甸吴努总理会谈时说，如果美军撤退，我们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团来北京谈判。同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在1958年起草、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他指出：“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1960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对台工作问题，认为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1961年6月，毛泽东又指出：“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曾经讲到台湾的军队可以保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不变。我们党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和思想，1963年，周恩来后来把它上述这些思想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指，台湾统一祖国后，除外交上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之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周恩来对和平实现祖国统一的探索，为“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的推动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对台工作取得了进展。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不可 或缺的条件。

                    台湾社会的困境

    台湾曾是东亚地区迅速崛起的经济新星，台湾也曾是一个族群不断融合的社会，一个团结奋进的社会，然而，如今的台湾，民进党执政后的台湾，却是一个走向分裂与对立的社会，充满仇恨与矛盾的社会，是一个经济走向衰落的社会，是一个穷人重新增加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向祖国挑战的社会。这一切的转变，皆因“台独”始，因“台独”所困，因“台独”所累。

    今天台湾的民主出现了大倒退，民主变调，受到“台独”的侵蚀，受到“台独”民粹的伤害，“台独”让台湾民主蒙羞。民主是民进党的神主牌，目前这个帮民进党夺取天下的神主牌已经被他们踏在脚下，民进党再也没有资格和权利高喊民主，尽管他们口中仍然以此为借口呼喊民主。“中正纪念堂”在流血中降下了帷幕，“立委”投票选举一阶段二阶段充满了争议，恐吓手段不断，犹如没有“戒严”的“戒严”，瘫痪议主”的斗争手段，陈水扁当了8年的民进党的“总统”，一天也没当过台湾百姓的“总统”。自由是民进党创党的座右铭，现在民进党只有自己的自由，自己可以胡作非为，没有广大民众的自由，一个民众因为喊出“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的现实心声，结果被“总统”训斥，最后精神失常。民进党曾最痛恨戒严，结果在“总统”的口中喊出了慎重考虑“戒严”。“奥步”已经成为民进党获取权利的途径，“从319枪击案”到高雄市长选举的“走路工”，从陈水扁打着吊瓶说国民党下毒到谢长廷选举高雄市长炮制的“吴敦义录音事件”，“奥步”成为民进党获取胜利的杀手锏，整个台湾社会都在猜想民进党的下一个“奥步”是什么，连美国人都在研究，国民党公布了民进党可能采取的“奥步”的招数，民进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民进党的诚信已经在民众中丧失殆尽，人无诚则无立，民进党的话谁还信，一切只是选举语言。 可怕的是，民进党如此胡搞，党内竟然没有反对之声，可见民进党已经没有反省的能力，已经成为一个既不能维护民主，也不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政党。民主体制下，政府廉洁是最基本的民主价值。清廉曾是民进党最有力的武器，短短的近8年时间，曾经高喊清廉的民进党，再也不敢喊清廉，甚至对清廉二字感到畏惧和害怕，这正是他们的痛处。民进党上台后，从陈水扁家庭，到执政党各级政府高官，贪污腐败案件接二连三爆发，引起全面的极大反感，甚至爆发百万人的“反腐倒扁红潮”运动，要求陈水扁下台，可陈水扁就是拒绝下台负责。陈水扁一家贪腐，民进党集体为贪腐护航，两届执政，十几位部级官员贪污下台、判刑、起诉，成为台湾历史上“耀眼的明星”，民进党已经成为贪腐的代名词，是一个具有贪腐结构的政党，看看他们不分区“立委”名单，前十名中竟有3位有案在身，即便是“总统”候选人谢长廷和苏贞昌，也倚仗操弄“司法”获得不起诉，也没有能力喊出清廉的口号。清廉已经远离民进党，民进党凝聚贪腐之气，气味之浓，足以熏倒党内任何清廉之人。何以会如此？背后最大的原因是“台独”。只要你高喊“台独”，大叫“本土”，你就政治正确，你就不会因执政不佳而下台负责，也不会因贪污腐败而受到惩罚，就可“罪不及我”，“罪不及独”。可以说，“台独”成为腐败无能的民进党当权派的“护身符”，民主成为“台独”的陪葬者。“台独”不除，台湾民主就不会健康发展。“台独”让言论自由受到牵制。“台独”话语霸权主导了台湾的言论市场，民进党的政治力量严重干扰言论自由，统派的声音与言论自由受到极大的牵制。可以说在今天的台湾，只有“台独”与“本土”的言论自由，而无“统一”与“中道”的言论自由；只有“台独”与“本土”的正义，而无是非的正义。司法也成为“台独”的祭品。在今天的台湾，原有的司法体系在民进党执政后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力介入司法，让司法失去独立性，民主制度受到破坏。在今天的台湾，只要你高举“台独”大旗，贪污腐败可以原谅，说谎可以原谅，一切言行均归正确。“台独”让台湾的民主蒙羞，让言论自由受困，让司法独立变调。

    台湾只有二千多万人口，除了少数的原住民外，其他都是先后从大陆迁来的汉民族，却被分成闽南人、客家人与外省人。他们是同一个祖先，有着共同的血缘，有着相同的文化，有着共同的信仰。他们生活在同一蓝天之下，长在同一小岛之上，受着相同的教育，可以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然而，在今天的台湾，台湾却被彻底分为蓝绿两个世界，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与冲突。台湾何以会在短短的时间变成一个族群严重对立与仇恨的社会？我们不能说国民党统治时在施政问题上没有责任，但根本的是“台独”分裂势力为了让台湾脱离祖国，有意制造省籍与族群矛盾，煽动民粹，制造仇恨，让台湾社会呈现出一种没有枪林弹雨的另一场战争，即族群大战，省籍大战，统独大战，蓝绿大战。“台独”是造成社会仇恨的根源和祸首。“台独”不除，台湾就不会有族群和谐，就不能实现“和解共生”。“台独”分裂势力，制造仇恨与对立，会让台湾长期陷于内乱与对立之中。

    十年前，二十年前，台湾是东亚崛起的一个经济新星，经济高速增长，外贸出口大幅扩张，“台湾制造”的产品在全球畅销，多项经济竞争力指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民进党上台执政只有七年多，台湾经济形势大逆转，不但于2001年出现了五十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而且整体经济率大幅下降，七年平均增长只有4%左右，于过去几十年平均8%以上少了一半。相较之下，经济资源与经济条件远不如台湾的香港、新加坡经济仍在稳定发展，而与台湾经济相仿的韩国，就在民进党执政的短短八年时间内，全面超越台湾，成为世界经济新强权。今天的台湾经济地位，已从亚洲“四小龙”之首落到“四小龙”之尾，让台湾许多有识之士为之感叹。在国际经济大背景相同的情况下，台湾经济何以如此衰落，何以区位优势得不到发挥？关键原因还是台独。在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崛起与创造无限商机、吸引全球资本进入与经济合作之时，台湾当局却不是努力与大陆发展密切的的经济合作机制，不是尽快实现大“三通”，而是想着如何与中国大陆经济保持距离，如何限制台商对大陆投资，如何“戒急用忍”，如何“积极有效管理”，如何延缓开放两岸三通，大搞“去中国化”，将“台独”摆中间，经济发展放一边，经济成为“台独”的牺牲品，使人民遭殃。

    国民党执政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台湾的穷人大幅减少，中产阶级迅速兴起，并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阶级。然而，民进党执政之后，台湾的穷人迅速增加。据台湾官方统计，2001年时，台湾的低收入户只有6万多户，低收人口13万人，到2007年第二季度，分别增加到8.6万户与21万人，也就是说，民进党执政后穷人增加了近十万人。同时，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家庭负债在增加。台湾“主计处”公布的所得分配差距倍数从2000年的5.55倍扩大到目前的6倍以上。如果以台湾“财政部”的贫富差距标准计算，税前富人与穷人的所得差距是11.37倍，税后仍达10.13倍，均较2000年有所增加。此外，近年来，台湾的工资没有增加，而家庭负债却增加。据台“主计处”前不久公布的调查显示，2002年到2005年底，家庭平均负债额从87万元新台币增加到155万元新台币，三年增加近一倍。因生活困难自杀的人数在民进党执政后大幅增加，短短几年统计有五千多人因生活困苦而走上了绝路。台湾何以如此？关键在于民进党当局把资源投放在大搞“台独”活动上，放在如何“去中国化”与“台湾正名”问题上，放在大搞“入联公投”上，根本没有正视贫困问题，没有重视财富分配问题，没有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大量事实证明，“台独”是台湾经济停滞不前与人民生活下降的罪魁祸首。“台独”不除，台湾就没有希望，没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