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作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他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

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

部中国革命。”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主要经验

 
（1） 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先后经过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统

          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 

（2） 主要经验：一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二是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扩大非劳动

          人民的联盟；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等等。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长

期的。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 

（1）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主要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 

（2）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一是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党的建设的突出特

          点；二是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三是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

          制原则。

“三三制”政权的实践

　　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这是共产党人对于未来国家模式的政治构想,是对共产党全面执政后执政方略的总体政治筹划,展现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它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建设方案，而这一政治设计,是否可行,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需要有一块“试验区”去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二十个根据地中,“处于领袖地位”的陕甘宁边区无疑最具资格。 
　　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上，毛泽东把这一政治方案具体化，明确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方案,并加以推广。“三三制”的提出和实施，在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实现了人民民主,提升了党的形象,壮大了党的力量。正如一位外国友人所评说的,“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的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的中心,在延安。”

　　最能体现毛泽东对于根据地政权建设创造性设计, 便是“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制度。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首次提出了“三三制”原则。“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并强调指出:“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 
　　边区政权实行“三三制”从1940年3月试行,次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后全面推行,到1942年就基本达标。实践证明, “三三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顺利实现，它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政治设计的基石。 
　　陕甘宁边区政权由参议会、政府和法院组成，在“席位”分配上，实行“三三制”。边区政府作为边区的行政机关,“综理全边区政务。”从立法地位上说,边区政府隶属于参议会,政府的机构设置、编制由参议会决定,政府的组成人员由参议会选举,而参议会代表则由边区人民选举产生。1941年,边区各级政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普选。在18名边区政府委员中,依据“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只能占6名,结果选中了7名,于是老革命家徐特立同志主动退出,由非党人士白文焕替补。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委员的有12人,其中有李鼎铭副主席,3位正副厅长,1位县长。由此可见,边区政府不再是过去只代表和维护工农利益,而是转变为代表和维护各抗日阶级的利益。边区政府由人民普选产生,代表边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只要是人民满意、放心,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党外人士,都可以成为政府委员,参政议政。共产党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边区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民主政府,成为货真价实的民治政府。 
　　通过实行“三三制”，调动了边区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各界人士的政治积极性,将各方力量凝聚在共同抗日上。我们通过对比“三三制”实行前后的边区政权组成人员,不难明了。边区政权组织分为乡、县、边区三级,以边区一级参议会组成人员为例,边区参议会第一届尚没有实行“三三制”,参议会议员145人,中共党员占137人,党外人士仅有8人；该届参议会选举的常驻议员9人,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从第二届开始实行“三三制”起,情况就有了明显改观。第二届参议会议员219人,中共党员为123人,党外人士为96人,该届参议会常驻委员共9人,中共党员占3人，党外人士占6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170人,中共党员为61人,党外人士有109人之多,该届参议会常驻委员共12人,中共党员占4人,党外人士占8人。随着“三三制”的切实执行,党外人士的比重是逐届上升,党外人士的政治积极性是逐年提高,大家共商国事,一致对外,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边区民主化进程。 
　　“三三制”的实行，汇聚了各方精英,为边区发展献计献策,提供智力支持,客观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例如，最为人们熟知的“精兵简政”的建议,便是由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向边区参议会第二届大会提交的议案。一经提出,迅速为边区政府以至中共中央所采纳。中央于1941年12月13日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由此开始了边区和各根据地历时三年的大规模精兵简政运动,最终也确实实现了精兵简政的初衷。
　　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建设方式，改善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为促使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三三制”政权制定下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获得一致好评,大家认为“五一施政纲领”“不仅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纲领,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这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大肯定。 
　　在党的领导下,全边区人民共同努力，“三三制”的实践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战斗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