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1、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战胜困难、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一个巨大优势。我们党正是依靠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联盟，联合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强大的统一战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又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分艰巨的事业，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也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决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决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决不能动摇。 

统一战线历来是为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能否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地为之奋斗。我们要大力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精神，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侨务工作，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使统一战线在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发展对外友好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基本任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随着阶级关系和中心任务的变化而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与以往的统一战线相比，其阶级结构和内部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联盟。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建设者和爱国者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和基础；一个是大陆范围以外的，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方面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体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空前的广泛性。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服务，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祖国和平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服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虽然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和内部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决不能动摇。党的领导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核心问题，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结成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才能有正确的方向、蓬勃的生机和光明的前途，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不仅取决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是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人士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所在。 

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新时期统一战线成员的大多数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统一战线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强大动力。不管是台湾同胞、港澳同胞还是海外侨胞，只要是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只要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只要是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都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我们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努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使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达到新的团结和联合。”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新世纪新阶段，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发挥统一战线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独特优势，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充分调动和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爱国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加强同民主党派协商共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使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进一步经常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加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团结和谐。努力把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坚持以人为本、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共创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建国初期我党的一个重大决策——特赦554名国民党战犯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为进一步缓和同台湾的关系，中共中央从1959年到1975年，特赦国民党战犯554名。

总方针：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医治战争创伤，着手经济恢复工作。不久，我国又全力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中。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900多名战争罪犯，当时正在全国各地监狱关押和改造。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

200多名高级将领集中在功德林一号

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列为战犯。列为战犯的总数为926名。

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在1956年对全国各地的战犯实行大集中，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6地的战犯管理所。战犯中的200多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一号关押的这些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很大。这些人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是蒋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实力的人物，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认为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针对这些观点，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理论书籍和参考资料，中心是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他们通过自己看书学习，进行探索和辩论，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终于得出了正确的认识：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蒋介石统治下，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结合理论学习，还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傅作义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做说服开导工作。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切实尊重他们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注意他们的饮食、卫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时组织一定的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对他们的身体，定期进行检查，有病及时治疗，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等。这样，从各方面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保证身体健康，使他们深受感动。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受蒋介石器重。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他在准海战役中被俘后，拒绝谈任何问题。1950年11月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他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必被处死无疑。因此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

管理人员在摸清了杜聿明怕死的思想原因之后，便有的放矢地对他进行正面教育，对他启发开导，渐渐地使他认识到只有幡然悔改，立功赎罪，争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惟一的出路。由此，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多年来，监狱的管理干部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治愈了多种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服药。管教处的姚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参观访问，促使杜聿明的立场和思想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周恩来勉励国民党战犯做新人

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做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们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是每个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12月14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人乘专车驶进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周恩来转向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的回答是：“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勉励大家通过加强思想改造，站稳民族立场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习马列主义，培养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加强群众观点，要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他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554名国民党战犯获得了新生

最初确定的926名战犯中，有些人在服刑期间因病死亡，有些人在特赦前刑满释放，有25人经核实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有10人另案处理，实际特赦总数为554名。这554名国民党战犯经过长期的改造，先后分七批被特赦释放，全部获得了新生。中共中央公开向他们宣布：特赦后，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的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去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工作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回答说：“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成为了政治生涯一个更高的起点。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为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