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实际的具体形势做出具体评判和决定具体方略”，这已经在本质上涉及特殊主义——一类与普遍主义相左或相对的世界观和思想方式。从其宗教来源和宗教含义说，普遍主义是这么一种观念或信条，即任何人类个体或群体，不管所处的文化、文明、具体生存环境和所具的生理心理特质有何不同，都与单个和同一的但无所不在的神或上帝关联，都要在本质上顺从神和神意；真宗教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普遍价值；人类个体和群体生活的应有要义在于将普遍的宗教原则贯彻于所有具体情势，以求与神的调和。在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普遍主义信条或思想学说强调人的本质属性和人类行为的本质动因普遍同一，规定社会行为方式的原则因而也是如此，不管具体的人和人类群体所处的文化、文明和具体生存环境有何不同。普遍主义哲学和社会思想的现代典型包括16 和17 世纪自然法观念、18 世纪启蒙思想和亚当·斯密经济理论、19和20世纪期间的科学主义。它们推出的主要命题和原则都是普遍的和被认为可以普遍化的，因而富含永恒和绝对色彩。

与普遍主义相对立的视野或思想方式是特殊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它变得昭彰夺目大概远晚于普遍主义，而晚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要达到较自觉、较系统的特殊主义，就须挣脱非常悠久的对“普遍最高存在”。在马基雅维里那里体现了一种特殊主义，但那只是雏形的和很不彻底的。美国的一位学问大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一般思想方法以及他的军事思想作了如下精当的透视：“马基雅维利主要关心寻求一个普遍标准，它适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的军事组织；现代军事思想却强调，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行事方式必须有所不同，军事体制只有在契合一个特定国家的政体和环境的时候才会令人满意。”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特殊主义看来起自17 世纪初的黎塞留。黎塞留及其幕僚强调事物个性、新鲜经验和创新实践。“对国家最危险的”，黎塞留在其《政治遗嘱》中说，“莫过于那些希望按照他们从书本里搬来的原则统治王国的人……因为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大不一样。”

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是特殊主义的真谛或灵魂。历经约三百年，跨过普遍主义大流行的启蒙时代，德意志大思想家和历史主义泰斗利奥波德·冯·兰克将特殊主义提升到哲理和历史哲学高度。兰克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就在于将民族国家主要视为“个体，每个都与其他相似，但本质上独立于其他”。这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仍然是突出“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同样重要的是与18 世纪末的英国大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伯克的“性情保守主义”(The temperamental conservatism)“相信社会是个有机体；习俗、传统和习惯是这有机体的首要驱动者；成功的政府体制从每个民族的独特的道德和社会制约网络中逐渐成长出来……怀疑依据抽象真理解决问题的想法”。在这里决定性的，仍然是人类事务的由“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导致的复杂和不定。

从一个视角看，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就是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普遍主义强调世界在本质上的同一，同一的世界有同一的法则和同一的“绝对命令”，其普遍应用和贯彻势所必成和理所当然，按照具体情势不得不做的修改和变通只是一个枝节问题而非原则问题。诚然，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有其异于非人的某些一致的本质秉性；各不同文明一般确如自然法观念坚信的，有大致同样的一向支配它们的某些根本伦理原则；现代人世确如启蒙思想断定的，应当并可以贯彻五大理念——理性、自然、快乐、进步和自由；人类所有成员也应当确如《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开篇宣告的，被认为有其“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面对特殊主义强调的至关紧要的情势性要素，普遍主义不免显得苍白、空疏和简陋。在道德领域，普遍主义容易导致可能以灾难告终的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导致拒不承认道德两难，从而无缘于深刻认识人世和公允对待人世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在利益领域，它可以像乔治·凯南在告诫美国对外政策时说的，意味着严重的自损自败。

另一方面，特殊主义可以说无异于相对主义，或者容易流于相对主义。它总是有如来自古希腊智者派普罗塔哥拉的最早的相对主义命题，坚持在每人恰巧看来的之外，不存在独立的或客观的真理，总是重复流俗的黑格尔格言“存在即合理”。确实，相对主义有其长处或正确性，即与世界的内在复杂、多变和自相矛盾吻合的种种特性，一般体现了甚于普遍主义的智识深度和道德谦逊。然而，它也确实包含思想史研究泰斗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说的一种危险：“放任不羁地授予……每一个别生命倾向它独立的自由天地。这种相对主义领会一切，原谅一切，但最终也会让一切处于一种‘价值混乱’”。在政治和文化实践中，共同的相对主义立场虽然或许一般有助于互不干涉、平安共处，但它们同时消减了真正深入的沟通和追求共同利益的可能性。在一种极端情况下，它还可以像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那样，在漠视所有 “古老淳朴”的极端强权政治观驱使之下自奔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