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世纪60—90年代，西学在较为广泛的层面传输进来，对中国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产生了猛烈冲击。洋务派继承和发展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倡导“师夷长技以自强”。洋务派强调以纲常伦理作为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同时主张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实现“自强”“求富”。

19世纪90年代这些主张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的《劝学篇》对“中体西用”思想作了全面的阐释。张之洞倡导的西学的范围不仅包括生光电化等“西艺”，而且超出了“器物”层面，涉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通商等“西政”，比早期洋务派更进一步。

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体用之争，大体上局限于要不要学习西方物质文化的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还有很大的局限。但体用之争毕竟冲击了传统“夷夏之辨”的保守观念，体现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僚主张学习西方、实行变革的共识，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出于对“西政”的不同理解，一些改良思想家开始提出“设议院”“君民共主”的政治改良主张。

早期维新思想

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出现一批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等。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最初持“中体西用”的思想立场，是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支持者。中法战争的结局暴露出洋务运动的弊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对中西文化的体用关系进行深刻反思，逐步与洋务派分道扬镳。

他们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政治上主张革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早期的维新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些观点虽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他们的新观点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注意力从工商科技转移到政治制度方面起到了启蒙作用。

郑观应《盛世危言》

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 

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