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颗扎根大地的种子

生于湖南，工作在武汉、上海，但钟扬53年人生的关键词却是“西藏”和“种子”。

2001年，钟扬首次报名入藏，是出于一位生物学家的责任感：青藏高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在国内外种质库里都缺少收藏，而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正在引发生物蔓延性灭绝。他想做一个为世界屋脊盘点生物家底的人，为国家的生态安全和人类未来作出贡献。

“盘点”工程浩大。钟扬计划每年收集600种植物种子。按照国际规范，每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不同样本种群间的直线距离超过50公里。这意味着，钟扬团队每年要行走3万多公里。

16年间，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他们的行程超过50万公里，遍及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多次经历生死一瞬。

为寻找高山雪莲，高原反应严重的钟扬不肯留在珠峰大本营，跟着两名藏族学生拉琼、扎西次仁爬上海拔6000多米处。在珠峰北坡，他们采集到迄今发现的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那是中国植物学家采样到过的最高点！”拉琼说。

“这类工作学术成果‘显示度’并不高。”与钟扬相识、共事18年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感叹，“以他的聪明才智，大可坐在实验室里验证假设、发表论文，无需艰苦跋涉”。

但在钟扬看来，一个人一辈子留下的不在于论文、奖项，而在于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他动员学生去最艰苦的阿里地区时说：“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做！”

妻子张晓艳说，从援藏开始，钟扬留给家人的时间很少。援藏工作三年一期，他已连做三期。“每次延期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要培养一支高端研究人才队伍’‘总要把学科带到一定高度’……我说你错过了陪伴儿子成长会遗憾，他说‘我知道，但是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我停不下来’……”

学生赵佳媛记得，2015年，钟扬老师突发脑溢血，苏醒后担心自己不能再进藏，口述写下他对援藏的思考交给组织，认为“建立高端人才队伍极端重要”。9个月后，他不顾医生告诫，再次走上高原路，还说：“我连酒都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先锋者。”钟扬说。

“加班再晚，离开办公室时，都能看到钟老师的灯亮着。现在，他的灯不再亮了，但他点亮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灯。”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同事们说。

上有4位八旬老人，下有一对双胞胎儿子，这个教师家庭并不富裕，而张晓艳却准备捐出钟扬的车祸赔偿金，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国家的教育事业是他一生的牵挂。这是我们家人能为钟扬未竟的事业做的一点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故事已经定格，初心永远跳动。